┃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TK）整理 ┃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酱缸震荡 　　被认定是「六四」祸首 　　自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问世以后，天下激荡。有如竹竿触到蜂巢，搞得群蜂乱飞、乱叮。甚至有人漫骂柏杨先生诋毁同胞，扰乱民心，真是「贱骨头」。或对一般大众误导，造成思想见识的混淆，影响社会人群的认知与信心甚钜等等。这可以说是日本或欧美难得一见的社会怪现象。从《丑陋的中国人风波》、《都是丑陋中国人惹的祸》等书，可见一斑。不知是否有暴力威胁？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所产生的风风雨雨、前前后后，柏杨先生不知可否略述一下概况？感触如何？ 　　说实在话，我遗憾威胁不够。我指的威胁不够，不是指暴力的威胁，而是指对我提出「丑陋的中国人」论点反驳的薄弱，使我感到泄气。今天这个话题，在我提出后第十一年，仍然受到日本读者的重视，最近还继续推出第二十一版，又引发深入的追踪探讨，才有日文版这本书的完成在先，而中文版的出版同步在后。我遗憾的是《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在我的国家，无论是台湾、香港，或中国大陆，除了情绪上的攻击，大陆上甚至查禁之外，并没有更多深入的论辩和探讨。 　　一个人处身的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关系。前天，我读到台北《联合报》报头下一则广告： 　　道歉启事 　　家母不幸别世，吾与妻小未尽孝道，又对外谣传吾姊争夺遗产，蒙二姊春霞体谅，不予计较，暨众姊妹同意无条件抛弃继承权，使吾顺利办理继承遗产。特此声明感谢并致歉。 　　道歉人：胡神贺陈淑真 　　新营市太子路153巷56弄3号 　　这则广告如同青天霹雳，使人看到台湾由传统社会的堕落、僵化、腐败、鄙陋，提升到平等、公道、理性、尊严，新观念建立的过程中，最丑陋的一面。广告中这对夫妇，恬不知耻的剥夺众姊妹法定应有的权益，就是仗恃传统恶习的包庇，我们需要对这类左右我们生活的丑陋观念或行为，予以揭发和革新。而中国大陆所面对的问题，恐怕已经威胁到人的生命基本权益。换句话说，我关心的是整个中国人品质，根本不是针对某一个政权、或某一个特定的领导人。所幸的是，台湾终于结束了政治迫害阶段。 　　同一个问题，由于时代的不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例如：一九五○年代，如果有人推测中国当时的元首刘少奇先生，将被他自己领导的党认为是反党的坏蛋，被秘密逮捕后不明不白的惨死在开封黑牢里，一定没有人相信。但是有人推测鲁迅先生幸而死得早，如果他活到共产党建国之后，准会被斗死斗活，即令不入监狱，也会长期羁押牛棚，对这项预言，却没有人怀疑。我的遭遇亦然，当一九六○年代，如果有人推测会有一个文化人因「大力水手」一幅漫画的翻译，竟被苦刑拷打，坐牢十年，一定也不会有人相信。可是如果有人推测，《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如果不在一九八○年代发行，而在一九六○年代发行，无论在大陆或台湾，它的作者都会处死，或至少也会监禁二十年，家破人亡，这项预言，不会有人怀疑它的可能性。 　　不过，我十分幸运，它发表在一九八○年代，当时台湾的独裁政治已进入尾声，有气无力，我个人虽然仍受禁制，不能到大学讲演，但政府对作者并没有采取行动。而北京在一窝蜂「痛批」之余，也只查禁发行，「六四」之后，这本书被认为是祸首，香港报纸报导，我在故乡（河南辉县）的胸像也被拆除。 　　《丑陋的中国人》没有给我直接的威胁，这使我感到时代因素的重要，因为再睿智、再勇敢的人，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都会受到蹂躏。我庆幸我的寿命够长，直到七十岁，才走到一个企盼已久的民主时代，得以看到大家努力的成果，虽然遍体鳞伤，但有更多的朋友，终生坎坷，死在独夫的罗网之下。 　　诚实的人有祸了 　　《丑陋的韩国人》在日本问世以来，同《丑陋的中国人》一样，也是轰动一时，后来，争议太大，韩国国内列为禁书。在韩国所引起的风风雨雨，实不下于《丑陋的中国人》风波，至今还在荡漾。韩国人自古以来即以「小中华」自居、自傲，具中华意识，实跟中国人大同小异。「大中华」与「小中华」在文化上更大同小异。这里请教柏杨先生；不知可不可以把韩国也看成是一个「小酱缸」？但回话要小心，以免遭韩人的狙击或追杀。 　　朝鲜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以那么少的人数，和那么小的国土，竟能抵抗四周强邻四百次大小规模的侵略，最后仍然保持尊严的独立，而又从没有想到去骚扰邻邦，或侵略邻邦，我对他们十分尊敬。 　　「死不认错」是任何一个人，也是任何一个族群的共通病态，我有一个德国朋友对我指责中国人「死不认错」反应说：「我们德国人也是这样！」美国朋友并且指责我强调得过度，我妻子香华去贝尔格勒参加她每年必去的十月国际作家会议，南斯拉夫朋友告诉她：「柏杨是在说我们嘛！」问题是，同样是学生，却有「小学生」、「大学生」、「博士班」的不同──程度上的不同。普通情况下，文明国家的人，面对证据，差不多都会承认，而中国人面对证据时，仍会顽强的继续辩解，把目标转移，或使主题流失，真到万不得已，非承认不可时，像选举失败检讨错误，也都是别人不好，例如：「票源都被某人挖空了！」或：「被某人出卖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认为承认错误是一种人格上的自贬，而且招来的灾难深不可测。毛泽东自鸣得意的「引蛇出洞」，就是把「诚信」当作一条蛇、当成一种罪，于是诚实的人有祸了。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在中国必须重写，因为它的结局恰恰相反，华盛顿会被揍得头破血出，「诚实」反而成了邪恶。 　　日本当年对《丑陋的日本人》的反应，也十分激烈，立刻把作者从阿根廷大使任上调回，并奚落他说：「你已经落伍了，你知道的是过去的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已不一样。」这也是程度上的差别，美国把《丑陋的美国人》列为国务院的参考书，日本撤换一个大使，中国则查禁，现在韩国人到日本大闹特闹，也许有他特殊敏感的历史地带。如果《丑陋的伊朗人》、《丑陋的古巴人》继续出版，恐怕追杀令真会满天飞，文明世界的麻烦可就大了。 　　培养新的尊严 　　日本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自虐性的民族，舆论界不但对政府，连日本人本身的缺点、缺陷，也天天被批得体无完肤。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论坛上「日本人劣等民族说」甚为流行。自一八九一年以来，就有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伪恶丑日本人》。从日本人的「奴隶根性」论，到「日本人畸型」说等等，「丑陋的日本人」百余年来不知已被说了几千万遍，甚至有人（教育部长）主张废止日本语，使用法语当国语。日本政府或日本人天天被骂，骂了百多年，并未见日本亡国灭种。为何柏杨先生仅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酱缸蛆就「闻丑则怒」，群起而攻。天天惶恐，中国人一被人指摘「丑陋」，就会亡国灭种。中国人真的如此脆弱吗？ 　　日本竟然有这类自责的书籍和见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着实使我吃惊──太出我意料之外了。根据我的印象，日本似乎一直是一个封闭而自满的民族，虽然有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却没有自我创新的能力。先生的叙述，证明我的错误，但也解答了我（甚至全世界）的一个最大困惑：日本实在没有富强的条件，却竟然富强了起来，原因何在？现在得到了答案，那就是日本人是一个自我检讨能力极强的民族，一个自我检讨能力极强的人，会经常愤怒自己的不争气和进步太慢，这是一种生命，一种能力，看起来伤害尊严，实际上反而培养出新的尊严。没有这种基因，再多的人，再大的国土，都没有用处。日本只要不丧失这种自反自责的文化，就永不会衰败。 　　中国并不脆弱，但中国人却有神经质的恐惧，认为一句话都可能推翻一个王朝，一句话就可以击毙一个国家元首。很多中国人诟骂我是「恨自己同胞的蟊贼！」简直疯疯癫癫，语无伦次。 　　不知道缺点，就无法改正缺点，连这么一件简单明了的道理，很多中国人却偏偏不明白，他们陷得太深，黏在缸底。 　　扒粪运动 　　不知道中国人的「家丑不可外扬主义」是不是来自「形式主义」、「面子主义」？是否也是形成酱缸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家丑不可外扬」不是中国的特产，而是每个人，每个民族的共通性格，没有一个人会故意把他身上的疮口露出来，没有一个家庭愿意全世界都知道他家有个孩子是小偷，昨天刚被失主揍了一顿。事实上，如果只是个人私生活范围，社会也根本没有知道的必要。人们必须尊重别人的尊严，自己才有尊严，这要先从「尊重别人的私生活」做起，因之，每个人都有「隐私权」，所以「家丑不可外扬」在本质上，在以个人或以「家」为单位的时候，在保护自己，保护亲人利益、名誉的大前提下，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你的内心必须明白这是「丑」，不能硬把它美化得连自己都以为自己是天仙化人，那就是「酱缸蛆」在作怪了。 　　还有在政治上，「家丑不可外扬」现象不是中国所独有，即令美国，也要经过艰辛危险的「扒粪运动」，才攻破「家丑不可外扬」的顽强堡垒，成就今天新闻自由的伟大功业。专制政治的头目，都十分脆弱，这跟他表面的「英明」相反，所以对任何一种暴露真相的行动，都心怀恐惧。军队叛变，固不可外扬，免得引起连锁效应。纵是公主放一个屁，也不准外人知道，只因公主放了个屁，简直像一个村姑，有伤皇室的尊严，人民就会对皇室轻视，进而把皇室推翻，这种丰富的想像力还算好的，有一种是，头目们做了坏事，不肯改正，而一味不准「外扬」！ 　　就是学不会 　　一般对《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批判中，有人认为柏杨先生是主张「全盘西化」，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即使柏杨先生主张「崇洋而不媚外」，可是批评者仍然一口咬定是「媚外心态」，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势必「贻害身心，贻害民族」。不知为什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后果怎么会这么厉害、严重。难道酱缸文化是如此的弱不禁风吗？ 　　《西游记》这本书大家都有印象，齐天大圣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化，变什么像什么，神通的广大，使人吃惊，不过无论如何微妙微肖，有一个地方却一直不能变，那就是他的屁股。他变成一个千娇百媚的美女后，千万别笑，只要一笑，红肿的屁股就露出来。这寓言一件事，无论是人是神，彻头彻尾的变，变得一星点不剩，那是不可能的事，再大的神通都办不到。 　　「全盘西化」也是如此，它不可能把中国传统变得一星点不剩，那根本办不到，我从不作绝对不能实行的建议。我也反对有些急吼吼的人所主张的要彻底西化，连花柳病也要接受。好像中国人不染花柳病，就西化不起来，令人色变！事实上不接受花柳病，以及不接受最新式的爱滋病，照样可以西化。 　　如果把「西化」改为「现代化」，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可是中国人对「现代化」也有十分强烈的排斥倾向，好比说台湾社会的脱鞋进门，这本是日本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中国人却把「门外」当成乱七八糟摆臭鞋的地方，还把它当作摆其他零碎破烂的地方，任凭人们呼吁，都不能改进，所以到了东方人社区，一看门外鞋子摆得乱七八糟，就可判断住的是日本人或中国人。 　　中国人对于物质上「西化」、「现代化」的肯定观念，大概已尘埃落定，只有精神层面，更严格的说，只有对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的「西化」、「现代化」，像改不了的臭鞋大阵，仍在阻挠我们进步，使精神生活仍停留在「随地吐痰」时代，对外国人树立下来的榜样，中国人就是学不会，而且还抨击别人崇洋媚外，阻止别人去学。学习他人的优点，是一种智慧！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 　　柏杨先生说：中国人剪掉辫子，解放小脚，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鸦片战争提早三百年，中国的改观当更加惊人。 　　这一论断被群起围攻得很厉害。事实上鸦片战争对中国不但是一次很大的文化冲击，对日本也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也可以说是日本人开国维新发奋图强的大契机之一。鸦片战争警醒了日本人，可是到底有没有警醒大睡狮呢？ 　　鸦片战争对日本而言，是一次极大的冲击，和一个巨大转变的催生剂。对中国而言，埋下的不仅是和平改革的种子、也是武装革命的种子。不过，统治阶层却把它归类为一项单纯的国耻。 　　我们必须了解：鸦片战争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鸦片，而是因为自由贸易，最后英国已完全接受林则徐的条件，只求恢复贸易，而清廷拒绝。我不是说贸易之战比鸦片之战光荣，而只是说，那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自由贸易而战。中国政治人物和知识份子最大的毛病是掩盖事实，一直制造假象。所以中国的历史，必须重新整理。鸦片战争之重要，是它间接而剧烈的促使中国转变，如果鸦片战争未曾发生，中国女人恐怕到今天还必须缠小脚。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感谢，幸亏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才会有今日的改变，否则情况一定更为凄惨。 　　日本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转化成为明治维新的动力，把日本问题一次解决，而中国革命又革命、改革又改革，一波又一波，竟不能有一次真正重要的跃升。中国每次的革命或改革，都好像人头转，脚跟不转。鸦片战争之后，上自皇帝和全体官员，下至大多数人民，仍过着昔日的封闭日子，早就忘了英国，也忘了鸦片，唯一的反应是对外人的船坚炮利，深为惊惶，认为只要有那玩艺就行了，完全不知道天下大势已变！ 　　落后的烂国 　　有人从《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发现了：柏杨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太浅，而且不诉于理性，只肆意漫骂，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摧残中国人对民族的爱心。这样是真正的反省吗？能唤起中国真正的反省吗？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我希望讨论问题时，头脑应该有最低层次的条理。当我指某人瞎一只眼，聋一只耳朵时，你必须确确实实，告诉我那家伙不但没有瞎一只眼，反而两眼炯炯有神，不但没有聋一只耳朵，反而两耳俱聪，连北海道有根针掉到地上，他都听得见，这才能使我因说谎、因诽谤而蒙羞。现在，不这样做，只说我对那家伙了解太浅，甚至「他的屁股却是漂亮得很呀！」那不具说服性。 　　不敢面对问题，不敢面对焦点，只会双手乱摀，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我从没有说过我对中国文化认识太深，犹如我从未说我对硫酸的构成原理已透彻了解一样，但泼到身上产生的剧痛，却足以使我大叫大号，声震屋瓦。这时候，有人如果盘问我硫酸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元素？只因我对硫酸认识太浅，甚至根本不认识，就斥责我「不诉诸理性」、「肆意漫骂」、「全盘否定硫酸在工业上的价值」，简直不可思议。 　　我到一个国家旅游，如果每个巷口都被小偷摸光口袋，还被强盗痛揍一顿，剥去衣裤，最后，赤身露体，被警察捉去，以「妨害风化罪」送到法院，判了三年徒刑，打了五百军棍，在这种情形下，我不必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有任何了解，就可以肯定她绝不是一个礼仪之邦和文明的国度，而是一个落后的烂国。 　　魔术巨棒 　　也有人认为柏杨先生不顾事实，有严重的片面性，它不是激励人们兴利除弊，奋发向上，而是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会使一些不谙时势的青年人丧失自信力。无情地打击中国人的自尊与自信，是要使中国人改进呢？还是要使中国人自暴自弃？更有人认为柏杨夸大，展览中华民族的缺点，只能产生毁灭民族自尊心，打击民族自信心的效果。本来是可以疗救的，就因柏杨的夸大而变成了无可救药。「柏杨的夸大」真的如此厉害吗？ 　　有些中国人在辞穷理尽的时候，往往使出一种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一个贴着学术标签的法宝，念一句什么主义、或什么「张三说、李四说」的咒语，就会把对方击倒，宣告自己胜利。 　　什么叫「严重的片面性」？最近，日本神户、兵库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媒体集中报导，使人惊骇哀悼，我们能批评这些都有「严重的片面性」，不是日本全貌，而置之不理么？再用前面的例子为证，病人投医，眼睛有病当然投奔眼科，耳朵有病当然投奔耳科，每一科都有「严重的片面性」，却不能因此便不去投医。 　　发现自己的病情，迅速治疗，才是健康的心理，如果发现自己「脏」、「乱」、「吵」，竟丧失自尊，连改正的能力都没有了，这种病态心理的人，只是进步的阻碍，世界上越少越好。在《王巷城》一书中，表面上温柔敦厚的医生，为了预防一个穷光蛋追求他的女儿，用开刀手术锯断该青年本可以不锯断、只是受伤了的一条腿，若干年后，这穷光蛋发现真相，他并没有跳起来咒骂，反而莞尔一笑，说：「那老家伙，他以为锯掉了我一条腿就毁了我，把我看扁了！」这才是志气、勇气，和真正的智慧，只有病情沉重的人才弱不禁风！我并没有夸大，只是据实报导，好像一个小学生，历史考了三十分，我并没有夸大说他只考了十分。一个人听了长久的谎言──两千年来都一直认为自己的历史考的是一百分，忽然有人告诉他只有三十分，可能有点受不了，但他不敢面对成绩单，只敢面对成绩单哀号：「严重的片面性！」「太夸大！太夸大！」「卖国贼！」「使中国人自暴自弃，无药可救！」 　　只敢在「圣人」裤裆下跳来跳去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自孔丘先生之后，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可是有人抬出谭嗣同、孙中山、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这些人来，请问柏杨先生，难道他们都是酱缸蛆？认为没有比这更强烈的诋毁。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对思想家的定义和评价的问题，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 　　自从孔丘先生被皇帝封为「至圣」（第一号圣人），孟轲先生被皇帝封为「亚圣」（第二号圣人）之后，并没有封其他的人当「季圣」（第三号圣人），于是「圣人」就在中国绝了种，等而下之的只好称为「贤人」。不过，有一阵子，大约是七世纪、八世纪，「圣人」忽然泛滥成灾，大头目或大军阀，往往也被称「圣人」，帝王固是「圣人」，叛军首领也是「圣人」，反正大家过瘾，也说明「圣人」和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没有政治力量支持，就「圣」不起来，孔丘必须皇帝封他一封，他才有冷猪肉可吃，先生所指的鲁迅，如果不是毛泽东陛下金口玉言对他肯定，恐怕早就被定位为「反党」、「反人民」，颈带锁枷，尸骨无存。 　　知识份子一旦被帝王看中，封为「圣人」，他就成为大头目的私人宠物，谁都不敢碰，专制政府时代，谁都不敢碰孔丘；人民政府时代，谁都不敢碰鲁迅（却敢碰鲁迅的门徒、学生，和追随者，因为「人民」只保护鲁迅和他的妻子儿女，鲁迅本人没有保护其他人的力量）。 　　先生所指的郭沫若，不过一个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茅盾、巴金是作家，并不是思想家。孙中山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人，可惜他在革命行动中消磨了自己，而谭嗣同，如果光绪载湉皇帝改革成功，他可能扮演鲁迅的角色。至于朱熹、王阳明，不过一个注解家，幸运的贤人而已。 　　「圣人」在政治权力培育下，影响力每日成长，终于变成一根巨棒，专门打击对政治权力不满意的人，不但有势，而且有威，历代帝王对无辜的知识份子，有时下不了毒手，自另有御用「文棍」祭出孔丘杀少正卯的例子──不必有罪，不必有证据，只要你觉得他不顺眼，使你心烦，就可杀了。可怜的「圣人」，终于沦为帮凶。而司马光写《资治通监》竟然不敢上接《春秋》，《春秋》写到前四六八年，《资治通监》理应开始于前四六七年，才是正常叙述，可是司马光因为《春秋》的作者是孔丘圣人的缘故，不敢从前四六七年写起，故意空白一段，只敢从纪元前四○三年三家分晋开始写起，可看出深入骨髓的奴性，连「大儒」也成了摇尾的宠物，只敢在「圣人」的裤裆之下那个小范围里跳来跳去，没有胆量，也没有智慧迈出一步。 　　这又说回来了，假如迈出一步，有什么后果？后果确实是可怕的，轻者落魄一生，永远弄不到一个官做，重则斩首。也难怪司马光先生，宁可被斥责为奴性入骨，也不敢试探刀锋。 　　死搅蛮缠 　　有人指出柏杨先生所列举的中国人的「丑陋」，通通归咎于中国几千年的「酱缸文化」。看不见中国在前进途中，同历史的、外来的种种障碍所作的巨人式的斗争，只一味诋毁中国的文化。既没有指出中国人某些弱点产生的真正原因，也没有预示出中华民族腾飞跃进的可能性。不知对此批评，有何高见？ 　　从先生转述的这项质疑，更证实我们的观察：确实有人在用「学术」的杠杆，轻轻拨开人们的目光，使远离焦点。我们讨论的是丑陋的现象；了解丑陋的原因当然好，如果不了解原因，并不妨碍丑陋的存在！中国人的思想如果不加强逻辑训练，恐怕除了死搅蛮缠外，什么都不会。 　　我最近因心肌梗塞──心脏动脉四条血管，全部阻塞，施行开刀绕道手术，幸而成功。我曾和医师讨论致病的原因，医生不敢十分肯定，或许由于先天遗传，或许由于高血压，或许由于高血脂，或许由于糖尿病，或许由于吸烟过多，或许由于过度肥胖。而有些绝症，人类迄今为止，还根本不知道它的原因，如癌症、爱滋病。「丑陋」是否由于「酱缸文化」的单一原因？「酱缸文化」是否由于儒家系统的单一原因？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也许我们现在认为是主要的原因，以后证明并没有关系！ 　　指出缺点的真正原因，是必须先承认自己有缺点，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肯定说主张检讨「原因」的人，已经同意我们是丑陋的结论，而这正是我所盼望的，至于怎么治病，以及探讨病因，那属于另一个范围。抨击我「没有预示中华民族飞腾跃进的可能性」，可谓奇怪的冒了烟，我只是一个受到硫酸烧伤了的患者，在呼叫呐喊而已。并不是军队元帅和政治头目，需要说些空话大话，来鼓励士气民心。当一个中国人，这种空话大话听得还不够多吗？可怜的同胞，一天不听鼓励的话，便精神恍惚，六神无主！ 　　不应总想自己的美德 　　有人认为《丑陋的中国人》是集合中华民族中假、恶、丑之大成的书。中华民族的五千年间一切真善美均被滤去，映入柏杨先生眼中的，只有「丑陋」。是否柏杨先生将来不得不被迫写一本《美丽的中国人》来强调中华民族的「真善美」来「将功补罪」？ 　　我的妻子张香华，去年（一九九四）在贝尔格勒，遇到一位名叫维拉旦·戴维得渠（Vladan Devedzic ）的南斯拉夫青年，听说她是从台湾来的诗人，十分兴奋，要求见面，表达他对台湾的感谢。原来他刚环游世界回来，在台湾时，向一位庄姓青年探问有没有便宜的旅馆，庄姓青年说：他知道有一个地方吃住都可以免费，于是招待他住进庄姓青年自己的家。有一天，戴维得渠到火车站游逛，想换钱吃零食，身旁有位青年请他吃个饱，等等项目，使他倍感温暖，为对这份异国温暖永难忘怀，还把庄姓青年的电话给了香华，要她代他再致谢意。 　　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听到这故事的人都十分高兴，但这种情形并不常见，日本朋友恐怕会想起一位日本少女到高雄被谋杀灭尸的往事。当一个中国人，不应该总是想自己的美德！日本神户、兵库大地震，没有人抢劫、没有人插队，这种高水准的民族品质，引起全世钦敬！除非中国人做出更多美丽的事，我绝不会写《美丽的中国人》。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反省能力和自责能力，不被灭绝，灵性不被酱死，说不定下个世纪时，就会有这本书的出现。 　　一窝蜂发飙症 　　酱缸蛆经常主张「要重视对读者的积极指导」，不然的话，既难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又会造成思想的混乱。是不是把中国人都看成是「愚民」，或没有「思考力、想像力、监赏力」，或没有自主性或判断力的「劣民」。什么都要指导？中国人如果没有「英明」或「伟大」的领袖来指导、领导，是否都会误入歧途？ 　　西藏有一种犁牛，当领头的那只失足从悬崖跌下来时，后面跟随的犁牛群就会一只只跟着栽下去，粉身碎骨。挪威有一种旅鼠，当领头的那只走向大海时，后面追随的成百上千的其他旅鼠，也跟着走进大海，活活淹死。是一种什么神秘力量使他们这么盲从他们的领导，至死都不后悔，科学家到现在都找不出解释。这种非理性现象也同样发生在人类身上，尤其是中国人，一向缺乏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只知道用群众的声音壮大自己，或把自己隐藏在团体里，用以推卸责任。群众或团体一旦被一个人控制，大家就特别容易盲从，我们可称之为：「一窝蜂发飙症」。 　　一窝蜂发飙和团结合作不一样，日本人以团结合作闻名于世，观察旅行团就可以知道，领导的小旗帜就是司令台，旅客有条不紊的顺序跟进，和中国人的吵闹杂乱，毫无秩序，每一个人都认为他就是旅行团的主宰，被人平等看待，简直是奇耻大辱。完全两个世界。因为遵守秩序是理性的守纪行为，中国人只有奴性的驯服。从不心甘情愿遵守秩序，但却心甘情愿当一个奴才，必须有人领导和要人指示。中国官场中流行两句使人作呕的口头禅，一句是遇到会议之类的场合，总有人面不改色的说：「在部长（局长或校长之类的东西）领导之下，如何如何！」另一句是：「请我们的大家长如何如何！」大家长一定是在场的最高头目，这种充满封建奴隶意识的口头禅一出口，该最高头目立刻心花怒放。 　　二十世纪五○年代，台湾警察局门口，还竖立「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标语，我遂称警察先生是「三作牌」，引起情报治安机构的大怒，种下我被逮捕入狱的种子。 　　病态的野心家总是希望别人用肚子思考，群众运动更特别需要盲从的奴隶。像在中国出现的大跃进、反右、文革，一波复一波的运动，都是「一窝蜂发飙症」的发作。 　　中国人都是好演员 　　有人认为：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论」，指出多数中国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不再能思考。这一论调对许多缺乏马克斯主义基本理论、涉世未深的青年读者来说，难免会诱发出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因此必须查禁。或曰：事实上，中华民族恰恰是个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民族。所以，不怕不怕。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到底是善于思考的民族呢？或者是容易被煽惑的民族呢？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到底是要妖言惑众？或譁众取宠？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不久，一位驻北京的美国记者从大陆来台北，向我访问，我反过来访问他对中国人的感想如何，他沉思了一会，说：「你们中国人都是好演员！」我听不懂，他说：「六四之前，每个中国人都是民主斗士，一谈起民主，眉飞色舞，愿为它献身，对反对改革的人，严厉批评，那种热诚，使人动容。可是，六四之后，人人变成扞卫社会主义的先锋，昨天的事在他们身上不留一点痕迹，表情冷淡，态度自然，教我们这些外国记者目瞪口呆，说不出话！」 　　我同意那位记者的观察，但不同意「好」字，中国人实际上不过一个平庸的演员，只是外国人所讥讽的「变色龙」，一个投机份子罢了。我认为中国人的品质平庸，不会独立思考，不敢特立独行，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不问是非，只问利害，而在政治上，也都是不问对错，只问立场。这和前面所述的缺少终极理念和终极关怀，有密切的因果关系。中国人当然会思考，但不会超出自己眼前三寸利害范围之外去思考。这是一种只会盘算的评估。眼前利益重于一切，道德就非畸型不可。 　　一定正在那里发高烧 　　有人认为：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实际上是为迎合极个别的人搞资本主义主张，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看不到这一点是危险的。」也就是说柏杨先生的论断是搞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开路？打先锋？「酱缸文化论」为什么又会搞「资本主义」？ 　　从提出的这些指控，可看出这些指控的人，正在那里猛发高烧，至少已烧到四十八度。我真庆幸我现在人在台湾，不在大陆，否则总有一天，手握权柄的猛发高烧份子，发明了「看不到柏杨的危险是危险的！」我就铁定的要倒大楣！ 　　政治爱滋病 　　柏杨先生对于中国「酱缸文化」的特色，曾明确指出：「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浑沌社会。」 　　可是这一酱缸文化不知是否自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定于一尊以后方形成，还是以前即已形成？ 　　历代酱缸文化的浓度是否迭有变化？ 　　除了儒家思想外，形成这一文化的主要元素，不知还有什么？中国的历史社会，比如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是否形成酱缸文化的条件？ 　　中国以外的汉字文化圈，是否也受到其强烈影响？也形成了「小酱缸文化」？ 　　「酱缸文化」定义，是三十年前仓促写下，但大致表达了我的意思。 　　中国人是一个患有政治爱滋病的民族，抵抗权力病毒的免疫系统，几乎全被破坏。一个人有权柄前是一种人，有权柄后则立刻变成另一种人。权柄容易使人腐败，而酱缸文化腐败的力量更是特别强烈。二十世纪二○年代北伐时代，国民党军事胜利后，霎时跌到酱缸深处，早期理念全部消失。共产党早期甚至要领导世界革命，但一旦陷入酱缸，就造成现在众人目睹的困境。中国人和中华人（也就是汉人）心灵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腐蚀力量。 　　「酱缸文化」的形成，应该从汉武帝刘彻时代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开始。与开商店极端相似，多家商店才有竞争。一种文化的没落，主要就是丧失了竞争能力，丧失了对权柄的免疫力。 　　自宋王朝理学以后，儒家思想加速成长，酱缸的浓度也一直加速沉淀。 　　形成这种文化的主要因素，除了儒家思想外，佛教、道教也受到酱缸文化的腐蚀，佛教的大慈悲，导致不计较今世，只计较来生。消极人生观到了极致，就严重的伤害了政治权力病毒免疫系统。而有些道教徒看来，作恶的人，只要肯向神灵行贿，连神灵都会包庇。到了明王朝，中央政府钦定的学术思想成为生活伦理的独门法则，思想结合政治和律法，使得学术完全窒息。明王朝对内是绝对的专制，人民绝对没有言论自由，再加上暴君朱元璋发明「不为君用律」，人民也没有不当官的自由（这跟六百年后，共产党的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前后辉映）。对外则是锁国政策，用海禁切断中国对外关系，建立一个封闭的绝缘国家，这些因素使「酱缸」更深不可测。 　　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虽然是汉字文化圈，但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它的个别传统，用「汉字」并不等于酱缸文化，犹如用「筷子」并不等于酱缸文化。 　　这三个国家虽受汉字及儒家思想影响，但有独特的环境。应该是每个文化都有各个文化的「酱缸」，桎梏自己的创新和发展，只不过腐蚀度不同，新生命的活力不同，中国显得较为严重。 　　有权势才算祖先 　　酱缸产品的系列，除了「对权势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诈欺」、「对僵尸的迷恋」、「不合作」、「淡漠冷酷猜忌残忍」、「虚骄恍惚」等等最脍炙人口的产品以外，不知柏杨先生是否能再推介几样尚未上市贩卖的新产品？ 　　我想这已经够我们承受，够我们沮丧的了。不过，我们会慢慢脱离「僵尸崇拜」的，因为现代的资讯愈来愈多，目前在台湾，思想上真正的是百花齐放，对古代幻想事物的崇拜也逐渐淡化。但中国人对权势的如醉如痴，却没有改变。有人问我说：台湾是否会走回头路，再变成专制政治？也有人问我说：大陆是否会走回头路，恢复计划经济，采取个人崇拜？人们都说不会，绝对不会走回头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这种可能性会随时发生。为什么？前页已提到过，因为中国人对权势侵蚀的免疫系统早被破坏，毛泽东先生当权后，破坏得更厉害，内心深处都有一种见了权势就自我矮化的冲动，很容易摇尾乞怜。 　　中国人常责备人「数典忘祖」、「不孝」、「不肖」、「欺师灭祖」，用来阻止和打击进步和改革。在这种意义下，中国人势必冒着超越祖先，不孝、不肖的责备，国家才有前途。 　　中国的武侠小说为我们解释了中国文化停滞的原因，和中国推动改革的困难。武侠小说无不认为古代传下的秘笈才能使武功精进，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超越师父，而师父又不能超越他的师父，且自己的徒弟又一定不如自己，推而上之，越古越妙不可言，往后代评估，则一代不如一代，越近代的人，越是草包拙蛋，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思考推理。 　　事实上中国人对祖先的敬意并不像古书上说的那么虔诚，所谓「守三年之丧」，只是一种形式。至于对祖先的爱心，更是淡漠。儒家甚至公然提倡五世以上，亲情就「尽」，所以尊祖，只是尊敬有影响力的几个大家伙而已，大多数泛泛之辈都被抛弃到脑后，任他们的孤魂，在荒野游荡，吃别家祭祀剩下的残余酒食。这仍是一种权势崇拜。「祖先」要有权势，才算祖先。 　　孔丘和马克思 　　对于形成酱缸的原因，柏杨先生认为可能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致，特别是从定于一尊之后，而日渐形成。我同意这一看法，即使是还有不少其他原因。 　　可是有一点必须请教柏杨先生的，外来的佛教思想、近代的西洋思想，尤其是马列思想流入酱缸以后，是否也成为加浓酱缸或干屎橛的要素。 　　郑义先生最近出版一本《红色纪念碑》，指孔丘思想和马克斯思想很多地方一样，请教柏杨先生的看法。 　　酱缸所以形成，除了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外，当然还有不少其他原因。每一种思想，都有其正、负两极，有建设性因子与破坏性因子，不能十全十美。佛教的轮回说与消极性加上儒家的束缚性，产生了大君王、大男人沙文主义的朱熹理学。 　　你指的那本书我没有机会看到，但我了解的是，孔丘先生通情达理，不走极端，更从不主张暴力。他的学生宰予反对儒家的「三年之丧」（为父母穿三年丧服）。孔丘问宰予心安不安、宰予说当然心安，孔丘说：心安就好。可看出孔丘是一个和平的人，所提倡的是人与人伦理的关系，但自董仲舒之后，孔丘个人被儒家份子变成了皇后的屁股，神圣庄严，碰一下就得死。 　　资本主义越到东方越腐化，共产主义则越到东方越凶残。传统药方（君圣臣贤）固然束手无策，最现代的药方（民主法治）同样也束手无策，一言以蔽之，无法可救，令人心惊情急的，正在于此。 　　关于共产主义越到东方越凶残，可以用实例说明：波兰、捷克、东德，应是共产主义国家中最文明的国家，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就比较可怕。俄国、中亚，则比东欧更可怕。再往东，中国的「文革」，全世界有目共睹。更东，如柬埔寨，北朝鲜，简直真正的阿鼻地狱。 　　安史之乱救了日本 　　日本虽然曾经吸收中国文化（已日渐形成酱缸的隋唐文化），中、日组成文化的要素虽然大同小异，可是组合文化的原理却各不相同。拙作《震荡世界的日本》（已汉译）中曾指出，日本的原始宗教「神道」以「清净」为唯一戒律，以「禊祓」为重要仪式，将所有现存或以往的污秽，都「放水流」。因此，不断反省，求新，创新，而形成日本文化的特色。这点可以说是同中国酱缸文化形成的原理，完全相反。日本文化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清流文化」。还是有更合适的柏杨式命名法？ 　　日本人是一个比较幸运的民族，他们吸收的是中华文化的菁华，而鲜卑人（北魏）、满洲人（清王朝）不一样。自八世纪五○年代安史之乱后，中日之间被长期阻断，使日本吸收不到宋王朝和明王朝，中国最败坏，和中国人最没有尊严时代的文化。也可以说，正当日本对中国文物制度大量消化时，安史之乱发生，使日本人远离了科举制度及宦官制度，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没有人敢保证日本有能力拒绝，所以当儒家更恶质化的时候，日本没有受到影响。 　　我同意先生的观察，日本人有很强的自己宗教──神道，这种神道和中国酱缸文化形成的原理不同，中国人并不信神，而是一个信鬼的民族，再加上其他因素，连信鬼也不彻底。 　　中国只有政治文化 　　柏杨先生指出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因而变成一种一切标的都指向「政治挂帅」。使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是不是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政治文化，或酱缸文化？比如最反政治和崇拜自然的老庄思想，也成为「黄老之治」。中国文化是政治文化，而印度文化是宗教文化。 　　我同意先生这项简单的归纳。 　　中国文化四千年来，除了当官，其他职业全都不被重视，所有职业都以当官升官为终极目标，当医生的将来想当御医、学木工的想进宫庭做工匠，学水利的必须手中有权。而所有的知识份子，所有求学求知，也都以参加科举考试为最高目的。自然一切标准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中国文化遂因而变成「政治文化」，官员间的运作规则，更发展成「官场文化」，酱缸的成份愈发加浓加臭。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喜欢政治而又害怕政治，这是两种极端，但都是狭隘的「政治一元化」和「官场一尊化」。在本世纪（二十）一○、二○年代（民国初年）时，饭馆里都有警告牌，警告客人不可谈论政治，这是害怕的一面，喜欢的一面是中国人太「爱国」了，而且只许自己爱，不许别人爱，自己的爱才是对的、真的，其他人的爱都是假的，这种打击异己的手段，把国家、政党、乡土，都当做妓女，而把自己当成嫖客，有权有钱的大爷把妓女包下了，绝不容许别人染指，「政治一元化」，再提升为一己私欲化。过去，除了当官，没其他重要职业，所以政治高过一切，甚至超过天上神灵。 　　印度文化是宗教的。据说在古代，妓女是人与神的接近意象，妓女的地位甚至比国王还高，这是宗教。印度人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只有历史，「哲学」是伦理的衍化，而所有中国历史都回归政治，印度则所有文化都回归宗教。 　　中国人判断个人，总以政治前途来衡量，这种一切以「官」为指标的观念，在目前的中国，仍然严重，虽然最近经济开放以后，流行「向钱看」，但做官才有权，仍然是获得钱的最佳途径。马克斯主义的恶质部份（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结合中国的恶质部份传统，使中国生了东西方恶质思想混合而成的恶质绝症。 　　士大夫自成体系 　　柏杨先生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以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养成知识份子阿谀奉承，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去追求功名富贵。也就是说长期的科举制度产生了僵化了的士大夫阶层，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可是，西方没有科举制度，日本虽然吸收了中国文化，却拒绝了缠足、宦官和科举制度，是不是因此而使日本有机会能同西方并肩走入现代化社会？当然日本的封建社会结构同西欧的封建社会是极类似的，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完全迥异，可能也是社会发展不同的原因之一。不知高见如何？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是帝王透过科举考试，选拔知识份子，给他们一个官做，所建起来的统治架构。这个架构的成员，称为「士大夫」。科举考试是小民唯一的一条可以当官之路，可是，几乎一开始就出现弊端，向主考官贿赂，和权贵们的把持，加上稍后的八股化，根本不能选拔出优秀人才，只能选出顺服性较重的知识奴隶，他们品质不高，才智平庸，形成一个官僚势力集团，却虚伪的以道统自任，表面上忠于帝王，实际上只忠于权势，当旧帝王失去权势时，他们立刻就转而效忠获得权势的新帝王。数千年来，中国帝王可换，朝代可换，而「士大夫」统治架构不换，成为一个奇异的既得利益阶层，连帝王也无能为力。偶然有一二位杰出人才出现，如宋王朝王安石先生的改革，便失败在一批自以为是道统主流的士大夫之手，清王朝光绪皇帝载湉先生改革，也以同样原因失败。 　　日本拒绝缠足，应该感谢安禄山和史思明，中国妇女缠足，我认为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之乱之后才盛行，动乱使日本终于停止遣唐使，缠小脚文化才没有机会传到日本，而在安禄山和史思明之乱之前，中国妇女仍是以「六寸圆肤光致致」天足为美的。至于日本为什么拒绝宦官，可能跟天皇始终没有建立庞大的小老婆群有关。而日本的武士制度，更使中国的科举制度传不进去，当一个武士要比当一个只会作文章的知识份子，尊严得多。 　　士大夫自成一个体系，用儒家经典作号召，以当官和当大官为人生唯一目的。像网一样隔在皇家势力和小民之间，即令不影响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甚至是可以提高他们身价的改革，都会引起恐惧和顽强的抗拒。所以中国的改革比较其他国家困难。当然，使中国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多，士大夫的僵化，只是主要原因之一。 　　劣质传统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被外族的元、清所征服。柏杨先生认为他们最后固然都吸收了中国文化，继承了中国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国文化中最糟的部份，所以结局也最糟。吸收中国文化的结局，并没有使他们的民族更强大，反而使他们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堕落。 　　这是鲜有的见解，同钱穆先生所强调的他们都被优秀的中华文化所同化的论调，刚好相反。蒙古人同满洲人本来都是北方朴素的民族，蒙古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本来卑视中华文化，最后一染上了中华文化，马上自灭。满洲人一步一步慢慢的吸收中华文化，日渐没落而自灭。朝鲜人自古就吸收中华文化，以「小中华」自居，所以在北族的兴亡史中只有朝鲜人一直局促半岛，一筹莫展，自称有史以来被侵略了近一千次，一筹莫展的原因在于自任为「小中华」。是否可以如是观之？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被外族的元、清征服，钱穆先生认为他们都被优秀的中华文化所同化。我们希望他是对的，但不知他所说的优秀中华文化，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我认为这些民族吸收到的中国文化，不仅不是中华文化中优秀的，相反地，而是中国文化中最劣质的部份。举例而言，北魏帝国华化后，在一向控制疏松的鲜卑族群中，立刻产生了森严的阶级制度，和门第制度，之前他们是平等的和朴素的，一旦进入中华文化圈，就必须使用另一套已经僵化而繁杂的礼仪，这些僵化而繁杂的礼仪把这些民族原有的锐气全消灭了。「门第」、「等级」、「考试」、「九品中正」就是催化剂，北魏吸收了这些劣质文化而腐败灭亡。 　　蒙古人也是北方朴素的民族。元王朝并不属于中国政权，只是蒙古人把首都设在中国土地上而已。蒙古人不认为中国文化是优秀的，原先蒙古统治者的计画中，要铲除中国所有的农田，改成草原。因此，我们可以说，蒙古人不仅没有吸收什么优秀的中国文化，因蒙古的本身文化与中国文化本质上就有冲突，蒙古人连中国传统式的政治制度，都没建立起来。满洲人到了后来学会了中华人的自残，妇女纷纷缠足；无论如何，钱穆先生不能说缠足是优秀文化吧！ 　　朝鲜一向以正统「中华」自居。当清王朝末年提倡改革时，朝鲜为了维护传统，甚至比中国更反对改革，他们的口号是：「宁可亡国，不可改革。」中国不得不逮捕大院君（摄政王），以致大院君转向日本亲善。这说明朝鲜的确反改革，但，他们所受的近千次侵略（惟据韩国留华学生罗润基博士告诉我说，韩国受侵略约四百七十至五百次之多），并不是一筹莫展，因为他们每一次都英勇的击败侵略者，赢得光荣胜利。 　　挣脱诅咒 　　柏杨先生认为文化酱缸时间一久，知识份子的思考能力衰退，因之想像能力也衰退，因之就没有监赏能力。因而主张要培养思考、想像、监赏能力，才能挣脱酱缸文化的诅咒。有人认为仅此能力无法挣脱或突破。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中国有句谚语：「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个重病患者，不可能一天之间，霍然而癒，也不可能只靠一纸药方，使他立刻好转。我也不认为仅靠「思考」、「想像」、「监赏」能力，就可以使我们族群焕然一新！而且怎么达到这三项指标，恐怕还有难以解决的困难。能达到这三项目的，已经不错了，已经十分美好了。如果要用教书匠的方法，一一列出，恐怕十本书都写不完，即令写得完，我们也办不到。而且我也绝不反对朋友们提出其他方法，好比说：有人如果主张中国人每个人都吃一种他发明的丸药，就可以改变气质，使全民脱胎换骨，我也赞成，因为这不是争论的焦点。 　　缺少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 　　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会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有问题──酱缸文化──对这一问题，反驳的人很多。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虽然自觉物质文明不如人，但是精神文明是绝对优越的。「中体西用」虽未能成气候，但这一观念至今尚存。是否和学校的传统国粹教育有关？又和媒体的党国独占有关？ 　　中国人不仅物质文明不如人，精神文明更不如人，这才是严重的课题！有些读者写信给我说：「我们的科技不如人我承认，但在人文方面，我们有一套自己做人的道理、治国的哲学，不用学外国人。」我认为，恰恰在这个层面──精神文明，更应学习外国，自以为中国精神文明绝对优越的观念，只会阻碍中国进步。 　　国家的衰弱和民族的灾难，使我们承受太多的伤害和羞辱，以致拯救国家和复兴民族，长期以来，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和最大的挑战，压力沉重。可是，我们一向缺乏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人们的习惯追求只限于世俗的满足、政治权力欲望的满足，最高境界寄托在「福」、「禄」、「寿」三项目标，没有办法提升到认识人格的尊严和人生的价值上，因而产生不出人权思想，这是文化基因上的欠缺。 　　传统教育和媒体独占，只是问题所暴露出的结果之一，日本在困境时有能力自我批评，而中国人太畏惧权势，连悲愤的话都不敢说，宁愿被奴化，也不敢多想一下。 　　鲁迅的定位 　　有人指出：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同鲁迅的「黑色染缸」类似。「崇洋」也就是鲁迅的「拿来主义」的发挥。甚至有人认为柏杨先生把鲁迅的思想发扬光大。不知柏杨同鲁迅思想之间，有何关系？受其影响否？对鲁迅的评价（特别是文学上、思想上的）如何？ 　　我非常尊敬鲁迅先生的正直和无畏，但受他影响最多的是小说。我并不完全赞成他，他有强烈的战斗性，却缺少包容性，简直是拒绝任何批评，这不是民主人的气质。 　　中国文化，呈现两极。要就崇拜到底、要就不承认对方任何优点。鲁迅的「民族大义」非常强烈，非常忧民忧国。但我认为「民族大义」应该有严正的诠释：民族与民族之间，必须绝对平等，而民族之内的成员与成员之间，也必须绝对平等。「民族大义」不是制造族群之间，或成员之间不平等的工具。绝对不允许被用来肯定某个民族优于另一个民族，某个成员优于另一个成员。 　　鲁迅是一位「民族作家」，不是一位「民主作家」。一九八八年我去中国大陆，发现鲁迅已成为一位不可批评的人物，使人生忧。没有批评，如何进步？一代应比一代好，思想与文学也是，一个人不应成为思想的终结者，世界才有美景。 　　鲁迅对近代中国思想有很大影响，但没有超过胡适，且鲁迅的影响也仅盛行于大陆，而现在大陆也开始在研究胡适思想，我想再过十年，情形当更明显，胡适思想有巨大的学术和人文基础，鲁迅没有这么丰满、这么有系统。鲁迅是感性的、斗争性的。 　　鲁迅在大陆的地位，是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应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项特色，鲁迅的文学成就被政治化后已被当做一个政治工具，而胡适不是政治人物。当哪一天鲁迅思想可被批评挑战时，鲁迅的价值才可以呈现。 　　「想当年」 　　有人斩钉截铁的指出中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一点，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为证。无庸置疑，任何人，任何力量无法否定，也否定不了。 　　光这么一句是否已经可以把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论」，敲得粉碎，而缸破酱流？ 　　有光荣的历史，不证明有光荣的现在。昨天光荣，不证明今天也光荣。一个生气勃勃，健康而有能力，大踏脚步前进的年轻人，不会炫耀他读幼稚园小班时，口齿是如何流利。一个年老病夫，成天坐在养老院的摇椅上，或坐在街头的长凳上，偶尔和同年龄的人聚在一起，才总是喋喋不休的谈「想当年」英雄往事。中国人「五千年」不过是喃喃自语。于是乎，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只有过去五千年，用过去的五千年，当作自己现在的面子，心情的悲凉，使人落泪。 　　中国人不能忍受悲剧 　　中国所有的「文学」（或文字之学）的目的同外国文学的娱乐性或「求美」、「求真」意识不同。最大的目的都在于「劝善惩恶」。柏杨先生写「酱缸文化论」的动机，是不是也在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劝善惩恶」的目的意识，而用来对中国人，解剖自己，认识自己，激励斗志，奋发向前？还是…… 　　日本文学追求「美」、歧视「善」，故自古以来，日本文学以美为第一优先考虑，是非善恶乃成其次。 　　中国人不能满足于悲剧结局，但日本的小说多以悲剧收场。 　　世界上任何文学，都是在追求真善美，中国、日本，应该都不例外。 　　先生说：日本文学追求「美」、歧视「善」，自古以来日本文学都以美为第一优先考虑，是非善恶乃成其次。这跟中国文学不太一样，我认为真、善、美应是合而为一的，美不能脱离真，也不能脱离善。 　　日本的小说，认为悲剧收场是一种美，但中国人不能忍受悲剧文学，民间有句话：「不捉奸臣不煞戏。」不把坏人抓到，戏就不能结束，如果结束，可能引起观众骚动。这种传统观念影响极深，造成我们专心欣赏结局的善，而忽略创作的美！ 　　日本的「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可以看出日本人的爱美和追求理念，我欣赏一个民族的这种追求。日本武士的死是为自己尊严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中国的忠臣烈士，往往杀自己的全家来表示忠心。我认为杀全家是一种暴行，一个人不可以因为自己要死，就找人陪死，「蝴蝶夫人」这种戏如果由中国人写，恐怕连儿子也得死，中国历史上太多的「合家殉难」，使人痛心惊骇。 　　我读的日本小说太少，不敢发表感想，但我认为日本文学不可能赞扬「恶」，赞扬「假」，应该只是把它们摆在「美」之下。一本歌颂罪恶的作品，而受到欢迎，是不可思议的。 　　文化异象 　　儒家思想在基本上是个体主义，不是群体主义。梁启超先生曾经指摘中国只有家族伦理而没有社会伦理。如果没有儒家，中国人是不是不需要等到西风东渐，老早就会有权利与义务的思想？ 　　梁启超先生的见解，一针见血，中国的确只有家庭伦理，没有社会伦理，同时也只有政治文化，没有社会文化，这是中国文化严重的缺点，不要说精神上影响重大，即令在文物的保存上，也可发现它的后遗症，在一个极端崇古的国度里，人们对古代文物，竟毫不尊重，毫不眷恋！五千年历史，只不过帝王的家谱，或许也可称之为《帝王言行录》、《帝王砍杀录》，文化人、艺术家、经济学家，根本没有地位。 　　不过，中国如果没有儒家系统，会不会早就产生权利义务思想？恐怕没有谁敢逆料。在中国土地上，有很多文化现象，充满吊诡。例如：中国文明不发生在肥沃的珠江三角洲，不发生在肥沃的长江流域，却发生在不断有水灾、不断有旱灾、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黄河流域，何故？中国最早的「鬼崇拜」，一直提升不到宗教层面，何故？中国并不是没有长期的分裂过，却没有产生分裂思想，各国均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一国使用拼音字母？何故？中国人进食，发明了筷子，没有发明刀叉，何故？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解答的。 　　中国如果没有儒家，是一个即令胆量再大的人，都无法推测的局面！ 　　分裂产生民主 　　中国自古有霸道与王道的思想。可是既然有「民贵君贱」、「社稷次之」的思想，为何不能产生「民主」的思想呢？如果没有秦汉帝国的成立，如果战国时代继续延长，不知可否在国家的多元竞争中产生「民主」？ 　　中国文化因为缺少终极关怀和终极理想的基因，人们全部精力都贯注到现世的荣华富贵，又因为人口密集、竞争激烈，打压手段最简单而又立即见效，所以，不能衍生出尊重别人的人权精神，也产生不了平等观念。孟轲先生所谓的「民贵君轻」、「社稷次之」，故意提高平民的政治地位，并不是人权精神，人权精神是尊重和平等，平民忽然「贵」过了君王，也是一种病态。而事实上，孟轲这些话，不过一个知识份子所盼望的幻觉，本质上是民本主义，一种统治手段！目的在警告君王：如果不重视平民，他的政权会垮！在儒家眼中，平民并不是主人，仍是工具！ 　　中国如果长期分裂，各国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差异，难以预料，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一定会产生差异。如果永远分裂，更有可能像十九世纪的欧洲一样，其中一国、二国会诞生民主。 　　伊达正宗的「狂奔」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有老庄的「弃仁绝义」或法墨的思想来批孔批孟。可是定于一尊以后，由于「仁义」道德的狂奔而形成了畸形的道德。日本在江户时代虽然以朱子学为国教，可是还有比如伊达正宗的家训所言：「超仁成懦，超义成顽，超勇成暴，超智成狡。」等等Antithesis 来阻止仁义道德的狂奔。不知中国在「五四」以前是否有阻止仁义道德狂奔的思想？ 　　伊达正宗先生的警语，我是第一次听到，非常震动，对他充满敬意，伊达正宗早在江户时代便击中儒家思想的要害！我也第一次听到「狂奔」这个名词，这比「狂热」更生动，使人感到风雨扑面，显示伊达正宗文字的锐利！中国历史上有些「仁」、「义」、「勇」、「智」的史迹，我一直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找不到引起我疑惑困扰的原因，而伊达正宗给了我答案。有些行为，不是「仁」、「义」、「勇」、「智」，而是「懦弱」、「顽劣」、「暴虐」、「狡狯」，我希望有一天把那些史蹟列出来，分析它的本质。好比《二十四孝》上的〈郭巨埋儿〉，为了奉养母亲，而竟活埋亲生之子；又好比四世纪时，邓伯道逃难途中，竟把亲生儿子绑在树上（他怎么下得下狠心要绑，使孩子想逃生自救都不可能），而带着侄儿逃走，后来自己没有儿子，一群毫无心肝的帮凶还打抱不平说：「天道无知，竟使伯道无儿！」真可谓是集「懦弱」、「顽劣」、「暴虐」、「狡狯」之大成。 　　「狂奔」，是一个精彩的形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发高烧的疯汉，挥舞着「仁」、「义」、「勇」、「智」大刀，杀开一条血路，一直攀上他所盼望的高峰宝座。在他杀开一条血路中，不知道多少人丧生，多少人受辱，多少人受骗！ 　　除了老庄竹林七贤、李卓吾之外，中国「五四」前，很少批判「狂奔」的人物，至少我知道的很少。 　　「师承」是一个毒瘤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份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份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 　　不过我且认为「儒家思想」的本质或特征就是「尚古主义」，即使不「师承」，反正只要一直独尊一家──儒教。中国文化就一直不会「向前看」。不知高见如何？ 　　「师承」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毒瘤，它培养出奴性，摧毁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所以中国除了「军阀」之外，还有「学阀」，主要是学术上的排他性，和「祖师爷崇拜」的武侠小说情结。柏拉图说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智慧的言语，说明即令在西方，「师承」的压力早已存在，可是西方有柏拉图，东方却没有。近年来有两件学术界的趣事，可作说明，一件是知名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所着的《胡适杂忆》，是胡适传记中最好的一本书，他用很深刻的感情把胡适写得鲜明活泼，使他像一个人，而不像一只呆头鹅，深受读者的称赞，可是却引爆了酱缸蛆的愤怒，一批又一批的诟骂唐德刚「背叛师门」、「不尊师」、「不重道」，好不热闹。另一个较小的例子，也发生在最近，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犹如郭沫若在共产党中的地位，他死了之后，他的门徒奋不顾身的以「师承」他的学问为荣，有人甚至说：「师」和「真理」是二位一体，「师」就是「真理」，简直不像人话，而像马屁精话。 　　我真感谢我没有师承，我如果有师承，说不一定早被活活酱死。 　　儒家是复古主义，这是必然的，如果不复古，所有的「大儒」「小儒」，都没有饭吃了！但如果预测中国没有儒家，历史会怎么走，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不可能得到公信的结论。只能说，中国弄到今天这样的黯淡停滞，儒家要负很大的责任。 　　思想不可定于一尊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承传了儒学，造成了「中国的酱缸文化」。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有人说这个观点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不知高见如何？ 　　酱缸文化的形成，儒家只是主要原因，不是唯一原因。一个文化的形成元素，非常复杂，好像到底是鸡生蛋？或是蛋生鸡？难以一刀两断。我们只可以这么说：无论是中国儒家也好，日本神道也好，阿拉伯伊斯兰教也好，西方基督徒也好，只要它定于一尊，没有竞争，不容质疑讨论，他就会丧失生命力，沉淀为一种酱缸，僵化停滞。这跟「以偏概全」毫无关联，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把它们硬拉在一起！ 　　我真希望有人告诉我「全」在哪里。 　　当然会改观 　　儒家经典的全部教训之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柏杨先生认为如果大家都如此安贫乐道，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如果「四书五经」的价值体系，不成为中国官僚体系的脊梁，中国二千年来的发展是否会全面改观？ 　　这又是一项假设性问题，我们的回答依旧：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轨道，那么轨道改变，社会当然会改观，会出现另一种型态，可能比现在的情形好，也可能比现在的情形糟。 　　他们常常气得大怒 　　熊十力先生认为「儒家经典迭遭窜改」。经典的窜改或伪经的大量出笼，是否来自定于一尊？ 　　熊十力先生不过是儒家系统里一个注解家，和一个文字考据家而已。任何经典，包括儒家经典，被后人窜改，无论是出于适应时代，或者出于政治利益，都是学术专利的霸道作风。任何人的言论经过若干时日，往往和社会脱节。必须重新评估，这本是平常的事，偏偏中国人的「崇古」与「定于一尊」情结，使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儒家思想说成是历千秋万世都不变的至理，就无聊加三级。 　　进入二十世纪民主时代，有些儒家学者，自己都觉得脸上挂不住，就先靠窜改标点来自圆其说。儒家经典上有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府对人民，可以教他们去做，但不必使他们知道理由。）这正是西方「有思想的奴隶是危险的」东方版。这个句子被改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人民听从支使，就支使他们。人民不听从支使，就教训他们。）就是一个例子。 　　研究经典的真伪或窜改，属于考据学问，既专门又复杂，不必整个学术界全体投入，我们不该被轻轻松松一句话：「那是假的。」就把真正造成灾难的原因，轻易的忽略掉。一些左派学者指出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希望为共产党洗刷。我的回答是：「假社会主义已把中国人害到这种地步，真社会主义中国人怎承受得住？」他们常常气得大怒。欧洲的表现有高文化水准，群众在街上游行，高举马克斯肖像，上面写着向人民的道歉：「对不起！」 　　我希望任何一个人，都应有胆量，当经典错误的时候，勇于批评经典。 　　忽然有人大喝一声「它是假的」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所实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或「阳儒阴法」的政治制度，使得儒家背了两千多年的黑锅。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若如上所说，中国为何一直无法脱离「人治国家」的诅咒？ 　　纪元一世纪时，西汉王朝第十任宣帝刘病已，就曾指出西汉王朝的政权，本质上是法家，后代也屡有「外儒内法」的说法。我认为这说法之所以盛行，只是儒家为法家提供了一套可以执行的理论基础，自己却没有能力执行，只能一直充当外衣。再者也说明二千年来，儒家的功能充其量只能维持一个伦理社团，没有能力治理国家这个庞然大物，否则何以一直附丽在法家身上？两千年都不能实施的空论，怎能用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是否真的，或儒法的比例如何，都无法为儒家卸责。「阳儒阴法」即令属实，也不能证明儒家替法家背了两千年黑锅，因为它本身就是黑锅。 　　诚如先生所言，如果中国二千年来所实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那么现在中国早就成为法治国家了，为什么还是人治？实行了两千年之久的儒家式的专制，实行了五十年之久的社会主义式专制，千万人头为维护它们而落地，千万孤儿寡妇为维护它们而大放悲声，只因为被人唾弃，忽然有人大喝一声宣布说：「它是假的！」就打算把过失一笔抹杀，要重新来过，岂不使人毛骨悚然！ 　　儒家是陈旧药方 　　在中国，权＝钱，天理、国法、人情，都抵不住权势。这是不是「人治＝德治」主义的后果？如果树立法治的国家，「权＝钱」，或「权＝知识」的现象是否可以风消云散？ 　　「权」跟「钱」相通，是世界性的现象。资本主义国家，金钱决定一切，有钱的大爷藉着民主制度，透过选举，掌握权力，然后，再把权力转化成为财源，没有权就没有钱。社会主义国家，则权力第一，有权的大爷藉着无产阶级专政，透过国有财产制，累积财富，再用财富巩固并扩张自己的权力。──反正是，人一旦陷进「权」和「钱」漩涡，就有了麻烦，千万圣人绞尽脑汁，想解决二者造成的不平，纷纷失败。人，虽自称为万物之灵，看来智慧有限。 　　文明国家对「权」和「钱」都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约束，使它不至发飙「狂奔」，因为发飙「狂奔」的结局，一定是栽倒在地，七窍流血。在政治上，就是引起穷人和平民的反弹，掀起革命。这种自我约束，在日本神户、兵库大地震事件中，充份呈现。我敢肯定，如果换了我们中国人，一定做不到。 　　西方文化认为人性是软弱的，带有原罪，受不了「权」和「钱」的诱惑，所以制定法律，作出种种防范限制。中国古人一直希望出现「真命天子」，今人则一直希望出现「英明领袖」，从不敢想像用法律限制「真命天子」和「英明领袖」的行为。有一年，台北市政府要重罚违规的车辆，就有酱缸蛆之类的人士，大声斥责，要求应该沟通才是，不应动不动就罚，结果台北的交通到今天都混乱不堪，每天都有撞死人、撞伤人的报导。「德治」是个童话，专门说给智商还没有成长的学童听的。儒家那一套，治理中国两千年都没有治理好，竟然还有人认为那帖古老的药方，今天仍然是万灵丹。对中国人而言，岂不是遇到劫数！ 　　日本曾羡慕改朝换代 　　古代罗马帝国的统合原理是「罗马法」。这一点同秦帝国一样。可是历代中华帝国的统合原理是以天子为顶点的，定于一尊的德治思想。如果没有定于一尊的德治思想，中国是否还能维持统一国家的局面？如果秦代自始皇开始一直传至万世（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中国是否自二千多年前已同古罗马一样，会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中国如果自嬴政大帝起，一直传到万世，不见得会跟罗马帝国一样，恐怕会跟日本帝国一样。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真是政治学上一大奇蹟，对不断改朝换代的中国人而言，简直无法了解：在一个什么契机下，产生「万世」理念，建立「一系」制度？先生对日本历史比我清楚，一定知道日本有些学者，曾经羡慕过中国的改朝换代，认为不应该「万世一系」。 　　「罗马法」所以建立权威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构成族群太多，如果不用固定的标准，便会激起动乱。法律的主要功能，是使人平等，不受欺负，这才能维持社会稳定，所以《圣经》上的保罗，虽是一个小人物，他在本籍巴勒斯坦被判刑后，仍可以连同差役，飘洋过海，到罗马上诉。当时的中国是单一民族──中华族（汉族），又有儒家的德治，不可能发展出法治的社会。 　　美德都在书上 　　在《柏杨语录》中，最使我拍案叫绝的一句，莫过于：「你说，中国人有美德！请问，中国人的美德在哪里？都在书上。」这一句话实胜过万言书。对于挖出中国伦理道德的本质，如此简洁明了的至理名言，纯属首闻。类似此言，不知有无前例？ 　　理想世界中的仁义道德、做人道理，是说给别人听的，现实世界的作伪，是自己愿做的吗？ 　　这段话太过严厉，我十分抱歉，但也是我被激起的愤怒。有些发高烧的人在竭力为传统文化辩护时，所举的例证，仍限于书上才有，现实生活上却找不到。我希望用恶狠狠的言语，刺激中国人猛醒，把书本上的美德，转化成行动。我们不要书本证明，只要行动证明，和自己心灵证明。 　　君子和小人 　　在理想的世界中，中国人讲尽人所有的仁义道德，要别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可是大部份的人都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在生死边缘徘徊，为了求生保命，而不得不尔虞我诈，苟且偷生，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也因此，而形成一直要人实践仁义道德的「君子」与为了求生而无所不干的「小人」吗？ 　　中国人从开始有文化的时候，便习惯于二分法，把很多事物「两极分类」，好像一个看电视的儿童，不断问大人银幕上那家伙是「好人」或是「坏人」？如果是「好人」，即令那家伙手拿钢刀杀人，孩子也不会害怕，如果是「坏人」，即令那家伙正在甜言蜜语，孩子也吓得不得了。于是，中国人分为「君子」、「小人」，用儿童的观点观察社会，「好人」就是「君子」，「坏人」就是「小人」，当初，君子是指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小人是指穷光蛋，但这经济的意义不久就消失，进入政治斗争场合，「君子」是字典上所有赞美词汇都堆到头上的圣贤人物，「小人」则是字典上所有下流词汇都堆到头上的坏胚。所以中国政治，永远是「君子」和「小人」的斗争，你诟骂我是小人，自称君子，我诟骂你是小人，也自称君子，于是混乱成一团。名垂千古的诸葛亮《出师表》上，就警告皇帝要「远小人」，问题在于怎么知道谁是小人？大家在混乱中厮杀，结果胜利的一方自称是君子，失败的一方也自称是君子，胜利者的一方指失败者是小人，失败者的一方也指胜利者是小人，千篇一律，单调无聊。 　　反智与反商 　　儒家思想以「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或「正其谊不谋其利」的旗帜，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至今不但官界，连学界还是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 　　　可是中国大陆自文革以来，读书人成了臭老九，自「改革开放」以后，这一风气是否已完全打破传统的「反商」情结？大家向钱看以后的中国人，将蜕变成为何种「新人类」？ 　　中国统治阶级从古代就有两项守则：一是反智、一是轻商。儒家定于一尊后，并不是帝王尊重知识份子，而只是重用儒家当保镖护院，儒家也小心翼翼的推行帝王的愚民政策，以便帝王称心快意，大小赏给他一个官。儒家一旦和政治结合，思想垄断，就形成反智，于是尽量推广他们的「教化」，如为父母守三年之丧。他们的徒子徒孙更认为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了，完全否定知识的功能。 　　二十世纪民国初年，胡适先生等一批人提倡白话文，反对的都是知识份子，认为连贩夫走卒都可以写文章，岂不是斯文扫地。他们之反智，只是为了一旦教育普及，他们那点知识失去市场，便没处噉饭了。毛泽东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反智的君王（我竭诚的希望这样），所以他教唆他的群众反对天下所有的权威──只除了他自己的权威！ 　　轻商实质上也是反智，商人和农人简直是分别居住两个星球的人，差别很大，商人的知识程度普遍比农夫高，因为他们需要记账、通信，眼界也开阔得多，而且有冒险精神。我在台北北新路住的时候，巷口有个卖衣服的地摊，老板是个年轻人，一面抖着手上的毛衣，一面厉声高叫：「一百元一件，血本无归大拍卖，要钱不要命！」这个「要钱不要命」是商人投机性、冒险性的基本哲学，使帝王对他们不敢信任，但这也使商人赚钱的同时，成为推动改革的手，民主政治骨子里就是商人政治：主张协调商议，讨价还价、言论自由、动手（举手）不动枪。而财富的累积，也比农人要快要多，仔细的检查历史，会从字里行间发现，皇家或贵族，往往依靠商人豢养，所以对商人的威胁，感受也最敏锐。明王朝初年，南京富豪沈万三曾呈献金银财宝给政府帮助军饷，朱元璋大怒说：「商人怎么敢犒劳天子的军队！」把沈万三灭族。清王朝皇帝弘历（也有人说是明王朝皇帝朱元璋）有一天做一首诗：「群臣已眠朕未眠，群臣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家翁，日高三竿犹拥被！」扬州盐商有些人立刻警觉到皇帝对他们的嫉妒和愤恨，早早逃走，有些人不相信危险，结果一年后，兴起大狱。资本家有他的罪恶面，马克斯击中要害，使资本家受到惩罚，但资本主义也藉机大作修正。共产党从最初的轻商，发展到最后的全国皆商，是向资本主义投降，商人获得胜利。但五千年传统的轻商反智，深入中国人灵魂，不会在十年二十年内一刀切断，那要更长的时间。 　　好汉不提当年勇 　　柏杨先生曾指出中国人的「僵尸迷恋症候群」，反正是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因此潜移默化，中华民族成了一个肤浅和虚骄的民族，盖你那些玩艺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可是「古时候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准。 　　「自古有之」观念是中国人保守主义的象征。不知「自古有之」有什么值得自傲之处？ 　　「古已有之」当然值得骄傲，这正是历史的功能，所以每一个民族都夸耀祖先的伟大。中国人的毛病只是把「古已有之」当挡箭牌和遮羞布，除了「古已有之」外，现在什么都没有，这是「鸭子死了，只剩下一只硬嘴」！所以才使人生厌。我听老年人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走到荒野，投宿破庙，天寒地冻，听到廊下两个老乞婆在那里说话，一个老乞婆说：「我当年出嫁时，嫁妆塞满了一街！」另一个老乞婆不屑的说：「我当年出嫁时，身穿凤冠霞帔（高级官员夫人的服饰）！」这正是「古已有之」发飙时的悲情写照。中国有句谚语：「好汉不谈当年勇！」中国人偏偏喜欢谈当年勇，岂不是很大的讽刺。据说：德国第一次大战时名将毛瑟在读完德译本的《孙子兵法》后，赞叹不已，但是他声明说：「我只佩服古代的中国人！」这句当头棒喝的话，如果仍不能敲醒中国人的「古梦」，真是不可救药的民族！ 　　「大儒」不过注释虫 　　「僵尸迷恋症」的第一位患者是不是孔丘先生？因为他是「述而不作」，好古薄今的始作俑者。 　　孔丘先生之对「古」的崇拜，真是到了伊达先生所形容的「狂奔」程度。他所形容的「尧舜时代」，简直美妙得难以想像，不仅是理想的伊甸园，更是天堂中的天堂，可是历史上的记载，却不是那样。在尧舜时代，中国全境发生旱灾（史书记载，当时天上有九个太阳），又曾发生过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空前绝后，直到二十一世纪，都没有见过的最可怕的水灾。君王屠杀大臣，大臣谋杀君王，这都是白纸黑字写在史书上，并由儒家系统承认的。这怎么会是一个理想时代？发高烧的人不相信事实，只相信孔丘先生一连串诗情画意般的梦呓。孔丘如果不知道那些灾难，是他无知，如果知道却为了政治利益去把它美化，就跟为了政治利益去把一段美的历史丑化一样，是一种诈欺。不知道他阁下为什么做出这种事？ 　　儒家学派宣称：孔丘的「述而不作」，是一种谦逊，我认为孔丘是在掩护他伪造尧舜时代的历史，表示他只照本抄写，并没有一丝一毫创作，反证他所作的形容的真实性。我不认为孔丘「不作」，他如果没有创造能力，怎么能把一个丑八怪塑造得那么漂亮？但「述而不作」四个字却害死了他的徒子徒孙，扼杀了他徒子徒孙的创造力，司马光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使他写《资治通监》都不敢紧接孔丘的屁股。至于其他徒众，诸如著名的程颐、朱熹、王阳明之类所谓的大儒，不过几个注释虫罢了。 　　小白老鼠效应 　　同情心、嫉妒心人皆有之，可是有人说中国人对别人的苦难，常以明目张胆、兴高采烈的看热闹的方式，冷眼旁观。对于别人的成就和幸福，则以讳莫如深；极端隐密，极端恶毒的嫉妒心待之。当然现在中国也很流行「红眼病」。 　　这一幸灾乐祸，嫉福如仇的心理，如依柏杨先生的高见看来，是不是自古有之，于今尤烈？也是来自酱缸文化吗？ 　　酱缸文化的难以涤清，和人口太多有关，有人称之为「小白鼠效应」，科学家把一群小白鼠养在一个大的空房间里，发现他们都很安静、和睦。可是放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小笼子里不久，他们就显得烦躁、易怒，时间更久，甚至发生打斗、嘶咬。 　　「小白鼠效应」是有道理的，但是却不一定如此，日本也是人挤人，为什么没有中国这么糟糕！我的想法是：幸灾乐祸是人类天性，能看到敌人仇人受到灾难，认为是上天惩罚，当然大乐。可是对陌生人的痛苦毫无动于衷，却是中国人的特征，我从事国际特赦救援工作，发现了一点，要想使中国人关怀外国（尤其是远在天边，从没有听说过的国家）的良心犯和非暴力政治犯，简直难如上青天，中国人的爱心很难突破自己乡土的疆界，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缺少这种终极关怀的动力。 　　然而，中国人最丑陋的一面，仍是最善于讲假话、空话、大话、酸话、毒话，以及肉麻阿谀的话。这里特别对我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中所提的，加以修正和补充。 　　我提醒先生，你不妨检查自己的交往，你会发现，你永远不会从一个中国人口中，听到他对其他的人赞扬！你知道为什么？为的是上帝正在天上垂听，一个中国人如果赞扬别人，上帝立刻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我和一位外国朋友谈起另一位中国学者，一不小心，赞扬了几句，外国朋友大叫说：「你什么时候被开除国籍了！」看我愕然的样子，他笑说：「中国人从不在背后说人好话的！」 　　中国人是一个在各种压力下受伤很深的民族，没有培养出赞美和欣赏别人的能力，却发展出斗臭别人或阿谀别人两极化的语言。要中国人培养出健康的语言，要从心灵的健康着手，这恐怕要经过一段长期的教育，那是二十一世纪的事了。 　　【附录】 　　我们是第三条船 　　──国际特赦组织中华民国总会成立感言 　　中国民间流传一个故事，有人问说：「长江上船来船往，到底有多少条船？」聪明人回答说：「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这个古老的故事，探索到人生的奥秘，把人类所特有、复杂到用最最尖端电脑都不能解读出来的千头万绪，作简单划分。如果静静的坐在高峰，鸟瞰大地，印证这个故事，确实令人心惊。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忽然间，另一条船──第三条船，在惊涛骇浪中，悄悄出现，当有人浑身是血的从「名」「利」船上被抛出来的时候，这个第三条船立刻划动双桨，前往营救，而不管被抛出的人是男是女？是黑人或是白人？是土着或是移民？是什么政治派别或什么宗教信仰！ 　　国际特赦组织就是这第三条船，她于一九六一年成立，总部设于伦敦，在全世界五十二个国家（包括台湾）中成立有分会（依内政部规定，中文译为「总会」），在六十九个国家中成立有小组，曾于一九七七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拥有无可置疑的崇高声誉。只因为她经常在政治迫害事件中挺身而出，遂被人们误认为是一个政治行为非常激烈、专和政府抗争的团体，甚至被定位为阴谋叛乱团体。国际特赦组织之输入台湾，始于六○年代白色恐怖的大肆逮捕，无数良心犯和非暴力政治犯，以及他们的家属，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悲惨命运下，国际特赦组织伸出坚强温暖的援手，从世界各地飞来的营救信件，和各国大城小镇的营救行动，使受难的人得到强大的正义支援。而台湾在重重压力下，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首先在台北建立两个小组，这是跨进台湾的第一步，回想当时所受的干扰，社会人士谈国际特赦组织，连脸色都会变得苍白，如今回顾，不禁使我们痛心于一个封闭的社会，竟造成这么多误解。 　　而今，距总部成立三十四年，距台北两个小组成立四年之后，我们终于茁壮成长。二百年来，中国人受尽欺凌，总是接受外国援助，现在终于脱离被关怀、被营救的弱者角色，有能力转而去关怀和援助其他国家、其他族群中为自由、为民主、为争取法治受苦受难，而被抛下大海的无辜受害人士。 　　在这个划时代的日子，身为国际特赦组织的一员，由衷的感谢发起国际特赦组织的先驱。也欢欣由于国际特赦组织会员们的贡献，使我们国家获得今天这样的长足进步。今天以后的日子，仍很艰难，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更多的参与，我们这里没有名、没有利、没有一点世俗的荣耀，被拯救的人我们不认识，得救的人也不会对我们回报。我们付出时间、付出爱心，唯一的代价是生命的充实，和品质的提升，我们不仅救落水的人而已，而是救人性的尊严，和学习对公义和理念的认同以及实践。这是我们这艘第三条船的目标，鞠躬尽瘁，永不休息。 　　──原载一九九四·五·十六·台北《中国时报》向钱看·向权看柏杨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都有，独缺灵性。文人不讲是非，却拚命去鼓吹对权势的驯服，对富贵功名的追求。自明末至清末；三百年之久，都没有什么起色。自清末至今天，又继续被酱了八、九十年，其僵其硬，恐怕还要更强。柏杨先生所说的灵性是指人类的同情心、爱心？智性、悟性、理性？或者是仁义道德？宗教心？今日中国人是非之心真的已荡然不存吗？ 　　依我的意思，灵性是一种善良、和平、宽恕、人性尊严，所激发起来的反应。不讲是非只讲利害，不仅文化人如此，政客更在带头纵火，中国人目前正被「向钱看」「向权看」窒息得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脑神经只能传达钱和权的信息，其他任何灵性讯息都被阻塞。 　　「钱」和「权」一直是中国人奋斗的最高指标。人生的最大的满足，也停止在这个层次！前些时候，中国的阴历年节逼近，我和朋友在台北香格里拉饭店聚会，满目都是喜气洋洋的圣诞树，然而，每株圣诞树下面，摆的全是一堆一堆金元宝。真不了解，中国人竟然贪婪情急到这种地步。我见过西方的圣诞树，摆的都是十字架，或象征和平、喜乐的饰品或送给亲朋好友的礼物，从没有发现摆着美钞！中国人对「钱」对「势」的崇拜，使是非日渐泯灭，有时候连脸面都可以不要！我们的忧心就在于此。 　　功利不是西方独产 　　中国人自古主张重义轻利，因此认为由于西方功利主义的弥漫，才使中国人道德沦丧。不知如果没有西方功利主义的侵入，中国至今是否是一大「道德国家」？ 　　中国的两极逻辑，使「义」与「利」尖锐冲突，而且「义」跟「君子」结合，「利」跟「小人」结合。森严对垒，势不两立。 　　既有人归过于西方功利的侵入，当然承认中国现在的道德沦丧，过错永远属于别人，这是酱缸文化的特质之一。不过既承认现在道德沦丧，就已触及到要害，必须承认「道德沦丧」，才能自我反省。而且了解，道德沦丧，不自欧风东渐开始，古人早就指出「脏唐臭汉」，古代也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功利也不是西方独家产物。 　　五人帮 　　「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 　　柏杨先生的这一内省的看法，是不是超历史的（有史以来的）？ 　　以前的中国人喜欢将自己所有的不幸推给「帝国主义的侵略」，可是自「改革·开放」以后，又将所有的责任推给「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了，中国人的不幸到底是来自哪里？ 　　德国近代灾难祸首是希特勒，德国人唾弃他，向受他迫害的犹太人道歉补偿。俄国近代灾难的祸首是史达林，俄国人唾弃他，用不流血革命推翻他的政权和帝国。中国近代灾难的祸首是毛泽东，虽然受到唾弃，可是那个建立在枪杆上，而不是建立在选票上的人民政府，却仍对他崇拜有加，而把一切罪恶推给所谓「四人帮」。每次我在天安门看到毛泽东的画像，真以当一个中国人为羞，我们既分辨不出是非，也没有羞耻之心面对罪恶。我有一位外籍朋友玛丽·柯根（MaryKogan），有一次，要我就中国人和犹太人作一比较，我举出以色列对纳粹的追捕和公平审判为例，脱口而出说：「中国人怎能比犹太人！」当她表示她就是一个犹太人时，我更感惭愧。 　　「四人帮」：一个女人，一个三流策士，两个少不更事的发飙族，怎么有能力掀起轩然大波，替国民党报仇，摧毁所有国民党的敌人，更摧毁全体中国人心里残存的一星点尊严，造成一千年也恢复不了的创伤？「四人帮」必须加上毛泽东，成为「五人帮」，才有能力完成这项罪恶，没有毛泽东，即令「千人帮」也发挥不了这项巨大的爆破力，可是现在毛泽东却置身事外。德国和俄国，公义已得到伸张，所以她们立刻堂堂正正的站在国际万邦之中，只有中国大陆，公义仍被蹂躏，完全没有自责能力，却聪明的自认为可以蒙混天下，大陆人民虽然心知肚明，也只好这么顺手一推，取得眼皮下的暂时平安，但外国人和海外中华人，没有钢刀架到脖子上，就不会那么假装顺服了。 　　把全部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之后，最可怕的影响是：不能认真探讨原因，就无法改革进步，使中国人永沉腐烂的缸底。 　　人权思想才可脱胎换骨 　　长年（三十余年）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Ａ·Ｈ·史密斯，曾在一八九○年着有一部不朽的钜着《中国人的性格》。该书指出中国人的性格有如下二十六个项目：一、重面子，二、节俭，三、勤勉，四、重礼仪，五、没时间观念，六、无精确性，七、歪曲之才，八、说话转弯抹角，九、面从背违，十、智性混沌，十一没精神，十二、蔑视外人，十三、缺乏公德心，十四、保守主义，十五、没有西式的安乐，十六、生活力旺盛，十七、忍耐力强，十八、乐天知足，十九、孝顺，二十、仁惠，二十一、不会关照别人，二十二、社会是非多，二十三、没责任感，二十四、疑心生暗鬼，二十五、不诚实，二十六、多神论。 　　以上是西方传教士所观察、体验到的一百年前中国人的国民性。不知百年后，柏杨先生看来到底变了多少？ 　　二十六个项目中负面的有「重面子」、「没有时间观念」、「无精确性」、「歪曲之才」、「说话转弯抹角」、「面从背违」、「智性混沌」、「没精神」、「蔑视外人」、「缺乏公德心」、「没有西式的安乐」、「不会照顾别人」、「社会是非多」、「没有责任感」、「疑心生暗鬼」、「不诚实」。 　　正面的有「节俭」、「勤勉」、「重礼仪」、「生活力旺盛」、「忍耐力强」、「乐天知足」、「孝顺」、「仁惠」。 　　其中「多神论」、「保守主义」不属于优、劣范围，负面的有十六项，正面的有八项。悠悠岁月，到现在已一百余年，负面的我看不出有什么改变，先生问是不是已不蔑视外人，这是一个看起来平常，实际上很微妙的问题，不要忘记中国传统的两极文化，从前对外人十分傲慢，几棍子打下，打得死去活来之后，又十分自卑，这是另一个病态，将来有一天国家富强，我真疑心中国人不会回到自傲那一端。至于肯定的一面，我祷告上帝使我们没有改变。 　　我现在和朋友们正开始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没有过的人权思想，希望人权能成为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在心灵上树立吸引磁场，使中国人脱胎换骨，跟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成为一个有尊严，而又尊重别人尊严的民族。 　　【附录】 　　人权思想的觉醒，是美的诞生！ 　　国家的衰弱和民族的灾难，使我们国人承受太多的伤害和羞辱，以致拯救国家和复兴民族，成为我们长期以来奋斗的目标，和最大的课题，压力沉重。 　　最早，洋务人士认为船坚炮利可以救国，结果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证明船坚炮利没有那种功能。基督徒认为基督教可以救国，结果太平天国更腐败，证明基督教没有那种功能。后来，维新人士认为君主立宪可以救国，结果出现亲贵内阁，比不立宪还糟，证明君主立宪也没有那种功能。接着革命党认为推翻帝制是唯一途径，结果军阀割据，全国混战。国民党认为三民主义是唯一途径，结果失败。最后，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是唯一途径，结果有目共睹。并不是船坚炮利不好、基督教不好、君主立宪不好、也不是三民主义不好、社会主义不好，而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少了一种最最主要的基因，使任何改革和革命（甚至可以回溯到古老的历史隧道），都浸蚀得变形变质，萎缩枯竭。 　　犹如夜盲症患者缺少维他命Ａ一样。我们文化中缺少的基因是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以致人生的目标只能停顿在伧俗的阶段，追求到权和钱之后，还是追求权和钱，追求到一栋房子之后，再追求八栋房子，追求到一个妻子之后，再追求十个小老婆，追求到金马桶之后再追求钻石马桶，始终不能突破饮食男女，不能产生人权思想和培养出人性尊严。 　　人权思想是舶来品，随着现代化而输入国土，因常在反抗政治迫害事件中出现，以致国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人权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抗争！历史上的偶然，往往造成这种偏颇的了解。事实上，人权不是单纯政治的，而是生活的、伦理的、家庭的、社会的，这项权利与生俱来，跟生命等值，人类生而有自由、平等，和尊严，不管是男是女、是贵是贱、是富是贫、是外乡或是本土、是年老或年少、是白人黄人或是黑人、是天主教佛教或是回教，任何人、任何党派、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有完整而独立的人格。 　　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偏偏缺少这项基因，以致国人一直激荡于自傲和自卑的两个极端，一切价值定位于身外的附加物「权」和「钱」上，这正是万乱之源。回顾上述所有的改革或革命，都被扭曲得变形变质，我们这个族群有能力突破困境，创造奇蹟，却没有能力保持奇蹟，面对台湾的空前繁荣，不禁万分忧虑。 　　台湾的繁荣是空前的，五千年从没有过的政治自由、生活富裕，以及物资丰富，全在台湾出现，但也渐渐暴露文化上的致命缺点，那就是我们的自由和财富，除了带来舒适的物质生活外，因为缺少人权思想，而我们现在拥有的自由主义社会和政治制度，却又必须建筑在人权思想之上，才终于震惊于：台湾繁荣下面，竟是不牢固的沙滩。 　　在一项广播中，我们听到新闻评论家对在外国旅游的我国游客发出警告：「国人虽然出手阔绰，但买不到尊敬！」这话使人羞愧。古老的谚语说：「仓廪足而后知荣辱。」现在，我们的仓廪足了，却仍不知道荣辱，那是为什么？大批购买钻石名表，赢不到尊敬；拥有一万个奴隶，赢不到尊敬；收购价值连城的象牙和犀牛角，赢不到尊敬；口出恶言，态度蛮横，赢不到尊敬；前呼后拥，颐指气使，赢不到尊敬；飞扬跋扈，面子十足，赢不到尊敬。赢得尊敬的是人格的尊严，和尊敬别人人格尊严。在一个没有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的土地上，荣华富贵往往使人心贪婪，人生空虚。即令热闹喧譁、五彩缤纷，也会霎时消失，正是古老谚语「富不过三代」的悲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如果不建立在人权磐石上，就会被扭曲，最后崩塌。人权，是万美之基！人权为每一个别生命所拥有，不因国情不同而异。一个热爱生命的族群，如果不同时尊重人权，生命就卑屈可耻。 　　现在我们的政治制度及经济形态，全是西方模式，可是缺少人权的传统文化，却支配我们的生活。举一个例：我们常看到一些孩子在面对成人时，那种畏怯、惊恐、扭捏、不敢言语，使人叹息他小家子气；与此恰恰相反，则是无法无天、暴戾放肆。事实上是父母不曾真正尊重孩子，也不曾在孩子内心深处，培养他如何平等的对待别人。这影响深而且远，一直影响到他成年以后的人格，形成一种缺少责任感的社会不稳的种子。 　　推行人权教育，是拯救和提升国人品质的不二法门。人权教育是一个使酱缸文化稀释，使国人脱胎换骨的唯一方法。这方法听起来平淡无奇。但是，如果沉思，就会发现，像改变一个民族气质这种庞大工程，决不能靠「奇」成功，有些人总是相信革命手段，可以一次达到目的，史实俱在，每一次革命都为国人带来更大的灾难，因为，我们特有的「媳妇文化」，媳妇受婆婆的虐待，虽然痛苦不堪，可是一旦熬成了婆，她所做的，并不是解除媳妇的痛苦，而是改由她把加倍的痛苦加在下一代媳妇的身上！造成难以自拔的沉沦。我们需要的是耐心，无比的耐心，培养孩子们新的观念和健康的成长环境，这样才可以预卜，五十年后，到那时，具有人权思想的下一代，人数每年以几何级数增加，将来新国民踏入社会，他们爱好和平，器宇轩昂，气质高贵，胸襟开阔，自尊尊人，成为真正可以参与国际事务，负起国际责任的族群。想到这里，感到无限兴奋和喜悦。 　　我们需要每一位朋友的参与和支持，赐给我们捐助和赠言。我们已成立人权教育基金会，准备派出留学生接受人权思想训练、培养人权教育师资、编纂人权教材、制作人权教育录影带、录音带，以及幻灯、图片，供给全国幼稚园和小学采用，并不停的举办各项人权座谈、演讲，及青少年或儿童活动营。全力以赴，催促下一代新国民的诞生。 　　祈求你的祝福！ 　　──原载一九九四·三·十五·香港《明报》毛泽东真伟大读柏杨先生各文集，深感柏杨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之造诣令人惊叹。不知可否请教中国历代的民族性随着时代的不同是否有明显的变化？ 　　感谢先生对我的称赞，可惜我没有这种造诣。我只是一个被狂风巨浪卷到深海，九死一生的挣扎，幸运的爬上海滩，发现手里握着一枚贝壳的人。 　　中华人（汉民族）自儒家定于一尊之后，稳定性十分坚强，战国时代齐放的百花，纷纷掉落，但仍有几件爆炸性的冲击：一是佛教的传入，使中国人开始有「神」的信仰。二是明王朝第一任皇帝朱元璋，严苛而彻底的独裁，把中国人的灵魂几乎全部勒死。三是鸦片战争，使中国几乎瓦解。四是朱元璋二世毛泽东，对中国人性，作出赶尽杀绝的摧残。这一些都使人心产生改变。就在上个月，我在台北讲演时，一位闽南裔的听众，问我说：「大陆上的大陆人，跟在台湾的大陆人（指一九四九年移民），简直不一样，什么缘故？」这里可找出答案，我们不得不顶礼佩服，毛泽东先生真是伟大，他在短短的二十年左右，竟把中国变成一个以说谎为美德的社会，真不简单！ 　　日本真幸运 　　五十年前，日本的京城（汉城）大学教授天野利武，曾就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着作文献六十余种，计四百数十项有关中国民族性的项目中，归纳为比较重要的有一百三十三项。其中有十次以上被提起的，计有下列数项： 　　一、功利主义，二、利己、贪欲，三、爱钱如命，四、朴素、节俭，五、富有商才，六、商业道德进步，七、侥幸心强、好赌，八、勤勉，九、忍耐心强，十、不动于心、无神经，十一、无同情心，十二、残忍，十三、迟钝、不活泼，十四、悠闲、慢吞吞，十五、享乐主义，十六、柔弱、懦怯，十七、尚文卑武、文弱，十八、爱好和平，十九、狡猾，二十、说谎话、不老实，二十一、欺诈、好阴谋，二十二猜疑心强，二十三、卑颜奴膝，二十四、自尊心强，二十五、重体面，二十六、虚荣心强，二十七、血缘、地缘观念强，二十八、个人主义、明哲保身，二十九、长于社交，三十、重礼而虚礼，三十一、保守，三十二、迷信，三十三、安于天命，三十四、缺乏科学精神与好奇心。 　　以上是五十年前对一般（六十余文献的总括）的中国民族性观感。请教柏杨先生，历经社会主义洗礼后的中国人不知到底有多大变化？ 　　一百年前，有史密斯先生，五十年前，有天野利武先生，对中国民族的分析，几乎绝大部份相同，说明一个民族的品质提升，恐怕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 　　社会主义统治（国有财产制加封建独裁），不仅是中国人的一场浩劫，也是东欧人、俄国人的一场浩劫。日本人真是幸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军队没有在日本登陆，日本才逃过这项浩劫。直到现在，一些沦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总算脱离苦海，只有中国人、北朝鲜人、古巴人，仍在泥沼中挣扎！ 　　神经质的恐惧 　　有人说：中国人开会时绝对不肯正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会议后绝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事前征询意见，人人没有意见，事情决定之后，人人都有意见。 　　这是不是因为中国人不会尊重别人的意见或不尊重已经决定的意见？中国人天性固执己见？或拘于礼节、顾忌对方面子？为了保持人和？ 　　基本上这是一种神经质的恐惧，唯恐得罪人，所以不敢当众开口，只有在他不需负任何责任时，才敢直言。开会时不敢开口，会后固然人人有意见；就是经过激烈辩论，会后有意见的人同样的多。这种情形，不配实行民主政治，需要上帝的祝福，和自我的觉醒，才能救出自己！ 　　苍蝇飞行方式的思维 　　对中国历史文化造诣颇深的──比利时籍司神父（Paul L. M. Serruys）说：「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事实上中国人不讲理或强词夺理在国际外交上是天下闻名的。不知除了「面子」以外，还有其他的理由吗？ 　　苍蝇的飞行轨道，跟所有其他的鸟类和昆虫都不一样，你用手掌迎头扑去，自认为可以抓住他，却抓不住。你必须从尾部追击，才能把他抓住。因为苍蝇的飞翔，另有轨道，会在前进时，突然作急剧的后转或旁转。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跟这一样，不但外国人不懂，即令是中国人，也要在年纪稍大之后才能了解。 　　司神父的中文说得很好，而且是中国中央研究院通讯研究员，和高级知识份子与升斗小民，都有机会接触，我想他面对中国人这种苍蝇飞翔方式的思维逻辑，一定吃过很多苦头。没有终极理念的民族，思维永不能突破自己现实的立场和利害，我们常叹息中国人没有思考能力，其实并不是没有思考能力，而是没有合乎逻辑的，超越现实和利害立场的思考能力，以及没有面对现实挑战的坚强胆量。犹如苍蝇的飞行轨道，虽然十分诡异，却不能飞远。中国人的思考能力，到了荣华富贵这个层面，就到了极限！ 　　不管别人死活 　　有人说中国人永远不会去想别人的感受，永远不顾别人的死活，永远不会主动去守规则，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就会乱。不知高见如何？是不是也是偏激的言辞？事实上在国际会议上如有中国人参加，经常闹得不欢而散。是不是中国人过份重视原则？ 　　谁说「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就会乱」？这与事实不符，但我承认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脏、一定窝里斗。谁说「国际会议上如有中国人参加，经常闹得不欢而散」？这更不是普遍现象，只是因为中国人的苍蝇飞行式的思维逻辑，外国人难以捉摸，难以沟通。像《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先生（Nicholas D.Kristof) 在《中国觉醒》（China Wakes）上举的河南银行团向义大利财团索取贿赂的例子，了解中国人苍蝇飞行思维逻辑方式的人，一下子就可以抓住要害，不会惊骇交集。 　　蛊虫 　　有人说：宽宏大量的中国人绝不能容忍相识的人比自己强，尤其同是苦难队伍中的朋友，绝不能容忍其中任何一份子脱离苦海。不知这是不是中国式的团体精神？或帮会精神（同甘苦共患难）？ 　　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从失败者的口中，可知成功者永远欠失败者的情。老友绝不能做成功者的好部属，成功者也绝不会用老朋友做部属，不知这一精神是不是英雄相轻？或近庙忌神？或分赃不均？ 　　以立国的悠久，人口的众多，土地的广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因之世人都认为：像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人民应该气度恢宏、诚实坦荡，有很强的包容性，很好的忠实性，很大的纪律性。结果竟然恰恰相反，使人怎么想都想不通。好友互相残杀，如果称为团体精神，更是一种讽刺。 　　这应该是一种窝里斗的文化传统，诚如毛泽东先生说的：「中国有那么多人，不斗行吗？」（把「人多」和「斗争」奇异的结合在一起，就是一种苍蝇飞翔式的思维逻辑。）中国西南部云南省一带，传说有一种神秘的无形杀手，名字叫「蛊（音gu·【鼓】）」，他可以飞到千里之外，把仇人诛杀，无法可防。什么是「蛊」？据说：五月五日端阳节时，把五种毒虫：蜈蚣、蚰蜒、毒蛇、蠍子、黑寡妇蜘蛛，放在一个罐子里，让他们互相吞食，最后只剩下一个，成为一种新品种的毒虫，厉害无比，他就是「蛊」，可以钻到仇人肚子里，致人于死。所以，毛泽东不过一个蛊虫而已，蒋中正先生比较宽厚，但也杀死过无数老友同志。这是中国独裁政治斗争的传统模式。民主时代虽不能砍头，但老朋友之不能共事，跟从前没有分别。 　　十亿和九亿 　　柏杨先生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有人认为说中国人喜欢讲毒话，会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恶毒、下流？是把少数人的丑陋硬栽在中国十亿人民头上。不知柏杨先生有何反驳？ 　　这一点，我建议留给研究统计数字的人去解答。 　　欺生和仇外 　　柏杨先生曾指出：中国人缺少笑容，对陌生人不但从不关心，似乎还对陌生人充满了忌猜和仇恨，并且「欺生」。「欺生」是不是来自「仇外」？或恃强欺弱？或把生人当成土包子？ 　　记得三十年前，军中和学校，都在推广「民族舞蹈」，女孩子们身穿彩色鲜艳的衣服，翩翩起舞，可是每个女孩子却都板着面孔，好像谁欠她一块钱似的！曾有人提出这项质疑，于是得到最典型的苍蝇式思维答案。如果是外国，我们会听到：「谢谢指教，我们会改进！」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她们都是宫女，宫女当然愁眉苦脸！」似乎根本不知道，宫女在帝王面前跳舞，绝对不敢愁眉苦脸。 　　有一天，戏剧学者汪其楣女士邀我去看「豫剧」（河南地方戏），在进戏院大门时，无数没有任何表情的面孔，和几乎毫不转动的眼珠，以及张开大大的嘴巴，伸出脖子，怔怔的瞪着我们，直瞪到我们入座。汪其楣问我：「发现你们贵同乡的表情没有？是不是诡异？」 　　这问题困扰我好几年，一直寻找不出答案，我想，是不是当初上帝造人时，就诅咒中国人双颊上的肌肉，患了麻痹，毫无表情。 　　一九八八年我重返睽违四十年之久的大陆，从上海到北京，到郑州、辉县，再到西安，沿途我只为访问我的报纸记者，反覆写一句话，作为回馈读者的赠言：「中国人，请笑一笑，笑，就是美！」 　　「欺生」和「仇外」是一体的两面，儒家系统从上古时代，就严格的设立「夏夷之防」，一部《春秋》，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而大儒之一的王夫之先生，还端起圣贤嘴脸，昭示说：「不要把外国人当作人，只能把他们当作畜生，对他们用不着讲信义道德，想诛就诛，想杀就杀，可欺就欺，可压就压。」真是什么心灵，son ofbitch！ 　　我在美国的时候，结识一位大陆的气功师，确实可以医治若干筋骨方面的疾病，有一次香华请他去看一位芬兰籍作家的病。气功师对中国病人，一向只收十元美金，可是这一次他却向芬兰病人收五十元美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是外国人呀，自然要比中国人多一点！」香华非常气愤，质问他说：「外国人何负于你？使你这么仇视？把你迫害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气功师是一个有良知的医生，他慨然说：「我从没有想到这一点！」立刻改收十元。 　　而就在我整理本书稿件时，朋友介绍我到台北圆山饭店地下室一家西服店做衬衫，他们的手工、衣料、剪裁都很好，我还从没有穿过这么舒适的衬衫，临告辞时，老板说：「对中国人特别优待，只收你八百元，对外国人那就非敲他一千二百元不行！」我说：「外国人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要多敲他四百元？」他大概从没有遇到过这种质疑，尴尬的说：「中国人贪小便宜，听了这些悦耳的话，会信以为真！」 　　从前，中国大陆商店挂出招牌：「童叟无欺！」现在中国大陆商店挂出招牌：「本店严禁殴打顾客！」连中国人自己都弄不懂怎么会发生这类怪事，更别说外国朋友了！ 　　中国人器小易盈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按柏杨先生的看法是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 　　以往中国人喜欢笑人什么「夜郎自大」、「岛国根性」。自认宰相肚里能行船，有大国之风。中国人的见识真的「器小易盈」吗？ 　　说起来「器小」这个「器」，如果是指国家民族，中国人所有的这个「器」不但不小，而且非常非常之大。从「大器」产生的气概、魄力，透过建筑、艺术、音乐、文学表现出来的，应该十分雄伟厚重，也就是中国人自吹自擂的所谓大国民风范。想不到多数中国人的品质，除了说大话外，其他方面，我们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却和这个「大器」不能相称，平庸而肤浅，伧俗而自负，使人作呕。许多场合我真庆幸外国人不会中文，而尽职的翻译员（把每句话都译出去）又不很多，有时候怕他们翻译得详尽，会把外国人吓得连眼镜都会掉下来。 　　任何人都喜欢吹牛 　　中国人喜欢吹牛，这是事实。除了以吹牛来膨胀自己以外，另一面是不是来自「自卫」的心理？用来防止对方的轻视并抵抗强权？ 　　不仅中国人喜欢吹牛，任何一个族群都喜欢吹牛，吹牛好像强力胶，可以巩固自己不充实的或破碎的心灵。美国人和日本人吹起牛来，恐怕更惊天动地。吹牛如果是幽默性的，那是一种智慧，只有平庸伧俗的吹牛才可厌，我认为中国人还没有健康到有幽默感的地步。 　　这是她的祖国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窝里斗、心胸窄、讲假话、不自尊、不直爽、自大炫耀，又自卑自私，没有容忍大度的性格，没有独立思考的思维，缺少敢想敢讲的精神，至死不认错……。有些人说这一现象任何民族都有，为什么柏杨先生光指中国人？ 　　我从没有说过这些毛病只中国人才有，而只是指出中国人有这些毛病。其他国家有，那是其他国家的事，跟我无关。继女碧心嫁给一个德国人，他们去中国大陆旅行，来自世界最进步国家的女婿，过去曾经在好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看惯了落后地区的模样，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反而，我继女接触到大陆社会形形色色，十分震惊，感到羞愧难当，因为，这是她的祖国。我自己也有这种经验，我到过比中国大陆更落后的地方，心里的伤感要淡得多，我想这是人之常情罢。 　　说谎成了美德 　　「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外国人对中国人也是一样的，「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什么想法」？中国人真是如此这般「知人知面不知心吗」？或口是心非吗？ 　　中国是一个历史古老的国家，历经无尽的灾难和折磨，就像一个命运坎坷的老人，不但老于世故，甚至老奸巨滑，加上中国人长期以来，受专制政治和封建社会的侵蚀，深刻了解如何才可以保护自己，而传统的教育中，往往训练孩子尽心尽力学会察言观色，讨好长辈，并没有教导孩子们诚实做人的人生态度，对别人则养成猜忌，对任何人都不相信，所以产生下列之类的劝勉格言：「话到口边留半句」、「逢人只说三分话」、「知人知面不知心」。毛泽东先生出现，中国人有感于他是伟大的舵手兼救星，一不小心，忘了传统教育，向他口吐真言，结果是那么悲惨，毛泽东不但吞食自己的诺言，还把说谎当做应该歌颂的美德。在这种情形下，你教中国人怎么敢再说真话？ 　　天气哈哈哈 　　有人说：日本人回答「好、不好」，「要、不要」，很模糊，模棱两可。中国人很率直，讲话单刀直入，一清二楚不会拐弯抹角。这种评述正不正确？ 　　不见得正确！中国人最高的手段就是模棱两可。在手握权柄的头目没有表示意见前，绝不敢自己表示意见。最具讽刺的故事是：连天气好坏都不敢表示意见，两人见面只敢说：「今天天气……哈哈哈！」不敢说：「今天天气冷！」因为对方可能正感到热，也不敢说：「今天天气热！」因为对方可能正感到冷！「哈哈哈」是中性的，不冒任何危险！ 　　中国人的交情 　　中国人陌生人见面，怒目相视，大都有同感。外国人也有这种印象。柏杨先生认为中国社会需要朋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家有父母保护，出外就靠朋友保护。西洋人并不需要朋友保护，他有政府保护，所以朋友对他的意义不同。可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名言，到底能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好客精神？食客三千，是好客的象征呢？还是聚众恃强的作风？ 　　战国时代有「四大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每人都延揽知识份子和特殊技能人士，供应他们好的待遇，一方面展示自己的人望，另一方面把他们当作政治干部，利用他们的才智，加强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势。目的并不是单纯的交朋友，含有功利的成份，好像现代美国的各类各型基金会延揽各国精英一样，是吸收人才的一种方法。 　　中国陌生人相见，虽然冷漠，还不至于怒目相视，中国人虽然不是一个好公民，可是却是一个好朋友，美国人之间淡淡的，朋友很少，日本人之间紧紧的，朋友插不进去，中国人之间，因为互相猜忌，有强烈普遍的窝里斗，一旦发现知己，二人互相认同，就会建立起非常要好的友谊，这和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是中国人的最大珍惜。中国人宁愿抛弃法律，也不愿抛弃友情，像美国水门事件，如果发生在中国，出卖尼克森是不可思议的，他所栽培的人，无论朋友或部属，即令在法庭上发誓，也都会为他辩护。这种现象固然对法治有害，但也说明中国人对友情的感受。我认为有中国朋友的外国人，应该好好珍惜中国人的朋友之情。 　　给他官做 　　柏杨先生说：中国人喜欢做官，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谁都难以反驳。只要有人给他官做，他就会服服贴贴的把民族意识，和人性尊严，全部交出来。也可能因此，孙中山先生为了革命而主张「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这种喜欢做大官的历史背景，是不是因为以往在中国社会要出人头地，只有做官一条。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钱，不像现代社会，你可以当科学家、画家、音乐家……也有向诺贝尔奖金挑战的机会？行行都有出路，不一定升官才能发财？ 　　问日本小孩，将来要做什么？日本小孩回答的不是要做大事，反说将来要做司机、动物园管理员、老师……但台湾的小孩不一样，都想将来做大事业！ 　　中国人传统，就是喜欢当官，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读书高？只因读书是平民唯一当官的途径。满洲人以极少的人口，进入山海关，建立清王朝，竟把中国人治理得俯首贴耳，长达三百年之久，原因是他们对辖下的族群，分别击中要害。对蒙古人用的是和亲政策，把满洲公主嫁给蒙古王子，生下外甥外孙，随母养在皇宫，长大后，对舅父家、外公、外婆家，想不效忠都不可能。对西藏人，用宗教政策，万般尊敬固有风俗，把达赖、班禅等奉迎到北京，好不荣耀。对中华人（汉人）则简单明了，透过科举，给他们一个官做，儒家系统立刻就歌颂「天子圣明」，不要说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债忘了个净光，连祖师爷孔丘先生的「春秋大义」、「夷夏之防」连想也不敢想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份子的唯一出路，除了当官，还是当官，即令现在的台湾，已经进入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民主时代，做官的内在冲动，仍然浓烈，这需要时间，依我来看，至少保持百年以上的和平，社会上的多元发展，才能稳固扎根，人民才可以有不同的追求目标，才能出现龙应台女士所盼望的：「提起总统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才是百花齐放的美景。 　　毛正确先生 　　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可是难道指摘掌权人的错误，会威胁到政权的安定吗？中国政权安定的基础是不是建立在执政者的无谬性，所以才一直高举「正确的路线」？或治国平天下必须靠圣贤，非圣人君子无以治国？ 　　中国和外国一样，喜欢给别人起绰号，我一直想给毛泽东先生起个绰号，先生所提的问题，引起灵感，称他为迷死脱「毛正确」吧。他从小到老以及到死，都在走正确路线，连上帝都犯过错，连神仙都会吃错药，只有可敬的毛泽东先生永远正确，这从他所诛杀的人，所侮辱的人，永远都是犯了错误上，得到证明。 　　拿破仑先生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正确（或者「真理」），永远站在斗争胜利者的一边！」谁要怀疑，就教谁研究一下毛泽东，就可恍然大悟，如果仍不能大悟，只好押解牛棚，让他尝尝「反人民」、「反毛正确」罪行的后果。 　　中国帝王的尊严，是顶尖又加三级的，属于「永远正确族群」，不过遇到民怨沸腾的节骨眼上，大家伙也会下个「罪己诏」，表示错误，向人民道歉。连欧洲人也举起马克斯肖像，代他向人民说声对不起。而毛泽东虽把中国整得空前绝后的惨，他却既没有下罪己诏，也没有说声对不起，他的正确性，可是真像皇后的屁股一样，谁都不敢摸！ 　　不过，说句题外的话，读者中如果他的领袖或战友，具有永远正确性的美德时，可是逃得越远越好！ 　　民主是自己的品质 　　柏仁先生论〈中国人的十大奴性〉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有「万岁癖」、「迷信症」、「对暴君暴官，从来就奉行忍的哲学」、「不懂得真正民主，却奉行奴性民主」、「同类相残」、「明哲保身」、「靠希望过日子」、「神经质的恐惧症」、「喜欢框框」、「变色龙」等等。不知柏杨先生对这十大奴性，有何高见（或异议）？明代「廷杖」盛行，清代「奴才」大兴。天子一出，大喊：「奴才在此。」奴性是始于清代或始于「酱缸」时代（二千年前），或被称为「奴隶时代」的「商周」以前？ 　　提起柏仁先生，有一件事想顺便说明一下，我和柏仁先生从不相识，但我看到他一些反封建、反独裁，以及对传统文化批评的文章，十分赞成，因之剪辑。可惜给他的信因原址不对而被退回，到现在我还保留这个信封，作为纪念（我有保留退信的习惯，总是想到有天会再相逢）。可是就在一九九○年左右，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文报纸上，忽然大量登出柏仁先生的文章，对我痛加挞伐，主要的是说我去香港时，拒绝他的拜访。完全没有给我留下说明的空间。 　　闲话拉得太远，对柏仁先生的论点，我只有一点意见：真正的民主，不是输出品，而必须内化为自己的品质，即令拜访受到拒绝，也不应立刻就作人身攻击。何况，我这一辈子从不拒绝别人的拜访，也根本不知道柏仁先生曾经要见我。 　　婆媳文化 　　按柏杨先生的看法，中国的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不错，中国人「明哲保身」的确比「见义勇为」要多。不过不知「官迫民反」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大家又都肯舍生取义了？ 　　中国官场的「婆媳文化」，是「明哲保身」的温床。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和「孝道」狂奔（借用伊达先生的形容词）的时代，媳妇是最受迫害的族群，挨打受气，过着非人的生活，她们唯一的盼望，以及唯一的生路，就是熬成婆母。可是一旦她们当了婆母后，往往立刻变成恶婆族的一员，很少，甚至从没有人想到解除她当媳妇时，所诅咒和所痛恨的虐待，反而就记忆中婆母施虐的技俩，原封不动加到现在媳妇的身上。这种婆媳循环的恶质文化，是使中国所有革命都不能带来福祉的原因。且谈明哲保身，毛正确先生大半辈子都在反对明哲保身、痛斥明哲保身。可是在革命成功后，却立刻改变态度，变成鼓励明哲保身，痛击正直不屈。他曾狺狺然对梁漱溟冷笑说：「香港报纸说你是骨骾之士，好呀，我倒看看你的骨头！」毛正确反对别人明哲保身时，因他还是媳妇，有人支持他的反抗；等他当了婆母，如果大家仍纷纷不顾利害，据理力争（后来果然出了一个彭德怀），他就没得混了，所以必须严厉压制。 　　酷刑各国都有 　　中国人的刑求迫供，自古名闻中外，称之为「十八般武艺」。洋人读《史记》，读到了吕后的特制产品「人猪」时，连呼「我的上帝」而几乎气绝。中国人是农耕民族，在民族性方面来讲，农耕民族的刑求迫供并不十分拿手，可是中国人却技高术熟，傲视人群。 　　柏杨先生博学多闻，不知刑求迫供是随着中国历史的进展而发达或没落？ 　　中共的「刑罚」有六十多种，更发达。 　　中国人刑罚残忍，是否因缺乏宗教信念。 　　「酷刑」、「私刑」、「苦刑」，每个国家民族都有，从波斯的「船刑」（把人放在一条小舟上，上用木板封死，露出一个人头，每天喂他饭吃，屎尿排泄物会招来虫蛆，把他活活钻死），到美国的「曝刑」（把人仰面朝天绑到沙漠或空地上，用树枝撑开眼皮，由太阳晒瞎晒死），和日本的、罗马帝国的，以及我们到欧洲观光时看到的刑具展览，都使人四肢发抖。这并不是中国人所特有，更不是中国所独有。 　　中国人所以蒙羞的是，直到二十世纪，政府仍普遍使用「酷刑」、「私刑」、「苦刑」，而且没有丝毫改过之意。 　　中华人就是汉人 　　《丑陋的中国人》对中华民族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可是我认为中华民族主义并不健全，不过是大汉民族主义的糖衣而已。不知柏杨先生对中华民族主义有什么看法，做何期待？ 　　西藏人有自己语文、纸币，有些西藏人认为中华民族是指汉、满、越南、韩国、日本等民族，西藏人不是中华民族，你同意这看法吗？张秉麟主张大汉民族，康有为、梁启超及孙中山提出中华民族，到了「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原本中共反对「大汉民族主义」及「地方民族主义」，现在又常用「中华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简称「中华人」，或简称「华人」，是单纯指「汉民族」、「汉人」而言，所以《资治通监》上，「汉人」、「华人」不分，尤其与其他民族区别时，意义特别明显。这样一直到二十世纪初，野心家雄心勃勃，采取「大肚子一口吞八个汤圆」的干法，把中华民族扩大，「汉」、「满」、「蒙」、「回」、「藏」，遂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使民族和国民相等，它的荒谬和不能自圆其说，不在话下。至于西藏朋友认为中华人还包括朝鲜人、日本人，那简直更骇人听闻。说不定有一天，野心家一高兴或一不高兴，连非洲的黑人朋友，也变成了中华民族。 　　「大」字是个害人精，我从小就遇到过「大日本」，也遇到过「保卫大武汉」之类，除了虚张声势外，没有别的意义，不过现在北京高唱入云的「民族主义」，却显露出强大的企图心：认为一个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台湾应该与大陆统一。我对将来的统一并不反对，但我反对民族和国家重叠的逻辑，并且，对北京政府来说，他没给自己留下余地，因为依这样的逻辑，内蒙古岂不是要归并于外蒙古？为了统一台湾，而提出一个有致命破绽的「大义」，不是上策！至于经营台湾，当然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可是喊出「经营大台湾」，反而小家子气。 　　爱国是最危险的行为 　　在中国，好像「爱国主义」是所有言论的大前提。可是在日本，「爱国」并没有市场，乏人倡导。至少，自由、民主、自爱，比「爱国」的价值更高。为什么中国「爱国」这么吃香？ 　　先生年纪还轻，无法从记忆中回想当年日本人「爱国」的疯狂，他们为了爱自己的国家，不惜派军队「进」「出」中国。而即令是现在，日本旅客到了外国，如果生病去药房买盒阿斯匹灵，也仍然坚持要日本货，使人印象深刻。「爱国」在日本之所以没有市场，只不过现在不特别强调罢了，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 　　日本人的爱国付诸行动，中国人的爱国，则全靠口号，因为中国人之间，除了爱国，没有其他理念可以凝聚共识，而且爱国最容易，只要动动嘴就是爱了，用不着实际行动。要知道，中国人爱国，如果付诸行动，那可不但困难，而且危险。因为你必须用「婆母」钦定的那一套模式爱国，否则，爱国的代价就是坐牢。当婆母认为独裁才是爱国时，你主张民主才是爱国，那你就成了卖国贼。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平常爱国爱的要死要活的中国人，一旦有了几个钱，第一件事就是移民到海外，远远逃离麻烦的祖国。所以每场有关移民的讲演会，都是万头攒动、人山人海，十分壮观。 　　国籍情意结 　　柏杨先生不以「当中国人为荣」，一时成为被围攻的对象。以「当中国人为荣」这一心态，我认为可能是来自「全体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的结合。这是感情的问题，而不是理性（或理论）能解决的问题。不知高见如何？「华夷思想」是否也是「以当中国人为荣」的传统精神之根源？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会以他的国家为荣，中国人如此、日本人如此，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尚比亚人，也都如此，这跟「全体主义」或「民族主义」，不一定有关，瑞士人以当一个瑞士人为荣时，显然的不属于全体主义或民族主义。以自己的国家为荣是一种归属感、温暖感，即令自己的国家再烂，也会有这种感情。中国有句谚语：「子不嫌母丑！」这是对妈妈的爱心。问题是，另一方面，却也确实有些儿女认为妈妈很丑（包括容貌的丑，或德行的丑），不过，当你说不愿当妈妈的儿女时，别人顶多骂你两句，而当你说不愿当中国人时，麻烦就大了。 　　不以当中国人为荣，是我一九八一年在洛杉矶讲演时说的，那时候正谈到中国文化的一连串缺点，有人反驳说：「全世界到处有China Town，我们应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我立刻声明我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尤其不以当一个集脏乱吵、窝里斗之大成China Town里的人为荣。虽然当时的听众，几乎都是入了美国国籍或正在争取美国国籍，早就不是中国人了，或早就不想当中国人了，只是聪明人不会像我这样公开说出来。 　　十年后，我又面临这个场面。一九九一年，我在麻六甲讲演，听众问我「下辈子愿意不愿意当一个中国人」？我说不愿意，这次又惹了大祸，第二天，报上开始抨击，说我下辈子想当美国人！我这辈子从没有说过今生想当美国人，更没有说过来生想当美国人。在回答这问题以前，我还介绍了一个故事，报上一则小文说，在美国的一些外国学生，围在一起谈下辈子愿做哪国人？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愿意仍做他自己国家的人，只有中国学生脱口而出说：「我仍愿当中国人！」举座皆惊，讶异说：「你当中国人已当了一辈子，难道不想改改口味吗？」然而这故事虽然讲到前头，仍避免不了倾盆大雨的指责。其实在座的全不是中国人，全是中华裔的马来西亚人。 　　中国人患有一种国籍情意结，一个外国人如果向中国人表示下辈子愿当中国人，他会借支下个月薪俸，请你下法国馆子或日本料理，大吃一顿。 　　真实的感情 　　中国人虽有五千年的文化，但是一切光荣都属于过去。经常以「当中国人为荣」的中国人，是对已经成为过去的光荣所带来的一种乡愁呢？一种幻梦呢？还是现代的阿Ｑ？ 　　当一个中国人高喊他以作一个中国人为荣时，千万不要相信他的真实性，下一个动作可能请你帮他移民！只有当一个中国人扼腕说：他当一个中国人真羞辱时，那才是真实的感情！ 　　只谈问题·不谈主义 　　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夸耀「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另一方面又倡导「三民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柏杨先生认为一直如此夸耀下来，不知有什么成果？ 　　论「地大」，第一应推俄国，第二应推加拿大，中国不是顶尖。论「物博」，不知道哪个阴谋家，存心误导中国人「大头症」，一口咬定中国「物博」，害得中国人疯疯癫癫，我真奇怪，为什么不去读读地理书、查查百科辞典，中国无论金属、非金属，甚至农产品，以及地下的黄金、黑金，连第八位都数不上。 　　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中国当仁不让，只有少数国家的历史是悠久而一贯的，如中国、日本、朝鲜、犹太，寥寥无几。可惜，历史悠久一贯，并不代表现今仍是文明国度，日本是唯一的例外，不但是日本人的光荣，也是亚洲人的光荣，盼望日本四岛千万不要搬到欧洲去，搬去后，亚洲人就失去夸耀的机会！ 　　社会主义是美好的主义，中国偏选中了其中最恶质的一派──马克思主义，这种主义建立在独裁政治和国有财产制度上，像一辆刹车失灵的下坡巴士，一旦开动，就不可收拾。不但中国受不了，连具有高度文明的德国也受不了。日本人必须感谢中、美两国，第二次大战后，如果把日本像北韩一样划归苏联，那可是天塌地陷的灾难。三民主义大体上适合当时的中国，也适合现代世界上所有的落后国家。不过，酱缸的强大腐蚀力，连美女都能变成丑八怪，连耶稣都会被扭曲，何况什么主义。希望有一天，中国人终于只谈问题，不谈主义，中国人就有福了。 　　女人更要感谢西方 　　中国大陆每逢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港人的再移民浪潮。六四天安门事件后的移民热已有目共睹。我曾于中英双方「九七问题」决定后，问过已很早就取得巴西国籍的香港朋友，九七以后想跑到哪里去。商人朋友说：想转往新加坡，虽然大家都想跑，但能逃得掉的港人不会超过十分之一，因为没钱。 　　为何大多数港人宁愿继续当英国殖民地人而不愿回归祖国怀抱？商人朋友说，不但港人、连大陆同胞都会选择当英国殖民地人。不知柏杨先生感想如何？ 　　即令是我，我也会选择做殖民地的人。从历史文化上看，东方如果不是被西方侵略的话，我妻子现在还在忙着缠小脚呢。香港若没有英国，会有今天这样高度水准的繁荣吗？日本人也是被西方军舰打了两炮，打开了门户才进入现代国家，开炮百年，日本人还大肆庆祝被打。对鸦片战争，我们岂不是应该庆祝才对！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中国迄今仍关着国门，会死多少人！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的冲击，至少所有的女性要感谢西方，否则都要缠足，还谈什么女权？卖鸦片当然不对，但中国人也卖嘛，而打开「天朝」的大门，引进新思想新文化，这不论是有意无意，对中国都是天大的好事。 　　阿尔萨斯、洛林回归法国时，全民庆祝回到祖国怀抱，喜极落泪，如痴如狂，而香港人却不但不庆贺，反而想尽办法逃走，中国这个祖国竟是这么可怕，真令人感慨。 　　毛泽东摧毁中国人的尊严 　　中国人对自己文化落后，不但没有感觉，甚至不承认。有人认为是因中国太穷，在吃饭穿衣都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任何寡廉鲜耻的事都做得出来。不知道柏杨先生对这一理由除了久浸于酱缸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理由？ 　　一个人身上的热量，平均低于一千七百卡路里时，就不愿工作，低于一千五百卡路里时，就精神萎靡，低于一千二百卡路里时，人们就丧失了羞耻心，如果再低于九百卡路里，社会秩序就不能维持。自八世纪小分裂时代，接着是长达三百年之久的大黑暗时代，中国人的平均热量，恐怕在一千三百卡路里左右。 　　毛泽东先生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恋尸狂，他摧毁了中国人所有的尊严，使中国人长期贫穷所产生的卑屈性格，雪上加霜。扳回丧失了的「面子」很容易，但要恢复丧失了的人格的尊严──自尊，需要较长的时间，仅只富还不够，更要有教养，这正是毛泽东遗留下来的悲惨世界。 　　【附录】 　　恋尸狂 　　一 　　这是我停留在北京最后一晚。我和香华到天安门去作最后一次参观，北京饭店离天安门只七八分钟路程，季节分明的大陆性气候，天已初冬，我穿着大衣，还能抵御，但双腿有一点冰凉的感觉，受伤较重的右膝发出变天时总要发出的酸痛；香华也受到北国之冬的威胁，这是台湾所从没有的，台湾气候的特征是「湿冷」，而北国风光，则是「干冷」（同样的，台湾夏季是「湿热」，北国则是「干热」）。 　　午夜的天安门广场，一片寂静，看不到人影，只见排排路灯。天安门右前方，就是毛泽东纪念堂，堂中毛泽东像前有一个警告标语牌，上写「请勿吐痰」，这是大陆吐痰泛滥的反思，没有政治意义，但当人们用它跟自己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时，都会忍俊不住，发出会心一笑。就在前天，陪我们穿过那庞大广场，经过毛泽东纪念堂的一位公爵级官员，忽然问我说：「你去过十三陵没有？」我说：「去过。」他说：「明朝皇帝们比毛泽东聪明，他们把尸体葬得远远的，人民想挖都挖不成，谁肯跑那么远，只为了扒坟！这个纪念堂，最后还不是一扒！」他虽是共产党官员，但这话却是人民真正的心声。但我反对因政治的理由拆除任何建筑物，那都是人民汗水泪水积起来的钱，仅就建筑而言，毛泽东纪念堂外观雄伟，给人们一种古希腊诸神庙殿堂的感觉。而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形状鄙陋庸俗，活像一口干瘪了的大钟，凄凉孤独的扣在地面上，顶盖又使用那种最难协调的深蓝颜色，阴气森森。选定这项设计的官员，恐怕没有灵秀之气，更没有美感经验。不过，即令那么难看，我也希望它永久保存。 　　天安门并不美丽，因为它高的缘故，勉强可以说有点雄伟，但也雄伟得单调，不过一座经过粉刷的城墙而已。可是，它在中国现代史上，却价值连城，我默默的眺望，彷佛看到毛泽东先生站在城楼上「与天公比高」的不可一世，也彷佛看到站在他左右的一排排亲密战友，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然后，更彷佛看到毛泽东把他们一一逮捕，一一处死，最后，他们全部都是叛徒，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忠贞；他们全部都犯了错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永远正确。看起来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莫过于当毛泽东先生的亲密战友了！但更严重的还是毛泽东先生的接班人，那可是非死在他手上不可。二十世纪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纪，世界上接连三个暴君兴起，他们好像魔鬼之王派到人间的三个杀手：希特勒、史达林、毛泽东。他们最初都受万民爱戴，颗颗真心，愿为他们生、愿为他们死，但他们却用酷刑逼使万人痛恨，他们都醉心于用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们的朋友和仇敌。 　　毛泽东先生显然是一个恋尸狂，这种恋尸狂，对于一切死的、腐烂的、病态的东西，都会感受到一种强大吸引，而产生激情──把活东西变成死东西的激情，把完整东西变成碎片的激情，为破坏而破坏的激情，为毁灭而毁灭的激情。恋尸狂患者亢奋的内分泌，产生一种「撕裂活人」、「撕裂组织」、「撕裂友谊」的冲动，无法自我克制。并不是每一个做出严重破坏行为的人，都是恋尸狂；但毛泽东先生却是恋尸狂，因为他下令毁灭的事物，跟他说出来的理由，太不成比例。外面上看起来，他只恨他的亲密战友、只恨共产党员，但事实上他却是恨全体人类，恨爱情、恨友谊、恨生命，最后，他恨道德、恨诚实、恨人格。所以，毛泽东渴望核子大战，不在乎人类死光。 　　二 　　希特勒先生在枪毙洛姆的前两天，还和他同桌进餐。史达林先生也最喜欢使用这种手法，先向某位亲密战友保证他绝对安全，然后，再突然把他逮捕。在内战英雄塞狄契被囚禁前不久，史达林在一个招待会上，向他敬酒，为二人间的「兄弟之情」干杯。毕留赫丧命前的几天，史达林在一项会议上，还亲切温和的跟他谈天。亚美尼亚共和国代表团晋见史达林时，史达林问起诗人夏伦兹，保证说：「没有一个人敢动他！」可是几个月后，夏伦兹被捕处死。奥尤奈克兹市（Ordzhonikidze）副市长塞瑞市罗夫斯基的夫人，于一九三七年的一个黄昏，忽然接到史达林的电话：「我听说你出门都是步行，这不太好，人民会发生误会。如果你的车子在修的话，我会送一辆来。」第二天，克里姆林宫就开来一辆轿车，供她使用。但两天后，秘密警察把她的丈夫从医院病床上逮捕拖走。著名的历史学家兼国际法学家斯提克洛夫，对迅速扩大的逮捕行为，感到恐惧。他打电话给史达林（他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史达林，说明他跟史达林的亲密程度），要求见面，史达林说：「你马上就来。」见面后，史达林向他保证说：「你怕什么？党了解你，党信任你，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可是，他回家后的当天晚上，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把他逮捕，他的家人立刻向史达林求救，史达林表示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另一个典型是艾古洛夫先生，他当过苏维埃联邦检察官，后来担任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一九三八年滑雪时跌了一跤，得了脑震荡，几乎死掉，史达林从国外请来最好的医生治疗，于是救了他的一命，恢复正常，重新上班，史达林却派人在办公室把他逮捕枪决。但更特殊的方式是逮捕高级官员的太太或儿子，而把丈夫留在身旁战战兢兢，连问一声都不敢。苏维埃联邦元首（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太太，于一九三七年被逮捕后，加里宁不敢有任何表示；名震国际的奥托·库西宁的太太及儿子被捕后，史达林问库西宁，为什么不想办法使他的儿子开释；库西宁回答说：「他被捕定有重要原因。」史达林狞笑了一下，下令释放库西宁的儿子。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史达林对他的恩人卡夫塔拉底兹（他在圣彼得堡藏匿史达林免遭沙皇的追捕），一九三六年冬季，卡先生夫妇被捕，苦刑拷打下他承认跟一个叫姆德文尼的人共同谋杀史达林，二人同判死刑，姆德文尼立刻被枪决，而卡先生却一直羁押天牢，经过一个很长时间，他突然被带到声势显赫的特务头子贝利亚的豪华办公室，在那里，卡先生碰到他那老得已认不出来的妻子，然后两人都被释放，在一家公寓里勉强申请到两个房间。史达林对他表示种种友爱，不但请他来吃饭，这是天大的荣耀，但还有比天大荣耀更大的荣耀，有一天，史达林亲自到公寓拜访他，这次拜访在公寓中造成震动，一个住户说，在她看到「史达林同志的画像」出现门口时，她紧张得昏倒。当卡先生每次去克里姆林宫赴宴，史达林都亲自拿汤给他，说些笑话，谈些往事。有一次，正在吃饭，史达林突然放下餐具，走到卡先生面前凝视着他说：「可是，你现在还想杀我！」 　　毛泽东先生是希特勒、史达林忠实的信徒，他要让全中国人知道，他有上帝那种呼生唤死的法力，有大自然那种成全或破坏的法力。他之所以是恋尸狂而不是虐待狂的原因在此，仅是虐待并不能使毛泽东快乐，毛泽东追求的是毁灭。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深夜（十四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派秘书乘华沙牌卧车，去接当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刘少奇先生。毛泽东亲切热情，一见面就问：「平平的腿好吗？」（平平是刘少奇的女儿，红卫兵捏造消息说：「平平被车压断了一条腿！」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加以逮捕。）刘少奇回答说：「平平的腿没有事，那是一个骗局！」毛泽东微微一笑，刘少奇请求辞去国家元首职位，希望和妻子儿女到延安或故乡种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尽可能减少伤害。毛泽东沉默不语，只是不断吸烟。过了一会儿，他对刘少奇提出的问题和请求，都不回答，而只温情的劝告刘少奇要多多的认真读书，特别推荐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着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到门口，用一种感人肺腑的声调，告诉刘少奇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目送他的猎物离去。当刘少奇先生全家都庆幸情况将变好之际，第二天，一月十五日，红卫兵冲进办公室，叫刘少奇、王光美在刺骨的冷风中，站在一张靠墙的独脚椅子上受批斗（刘少奇的家人想拨电话给毛泽东都不能，当然，拨也没有用）。一九六八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监狱中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少奇，忽然发起高烧，毛泽东先生下令用所有的力量抢救他的生命，这跟史达林下令用所有的力量抢救艾古洛夫的生命一样，这不是慈悲仁爱，而是毛泽东要由他自己，而不是由上帝，来撕裂刘少奇的灵魂和肉体，他要刘少奇活着看到自己被开除共产党籍。对一个终身奉献给党，而又是党的副领袖而言，仅此一项打击，就够羞愤、痛苦、万箭钻心，那是一项最恶毒的摧残，毛泽东用来对付刘少奇。 　　三 　　毛泽东先生，这位世界上最魁梧的恋尸狂患者，比起他的两位师父，希特勒和史达林，恐怕更为凌厉，因为他的恶性破坏对象是全体中国人（如果他统治世界，对象将是全人类），希特勒先生仅只在战败时才要求德国人都去死，毛泽东先生在太平盛世，就彻底摧毁了所有中国人的尊严。 　　　我们常注意到「真小人」「伪君子」的讨论，大多数都认为「真小人」比「伪君子」要高，于是遂有人公开标榜他是「真小人」。这些自称是「真小人」份子，目的就在利用人们某种错觉，认为一个人一旦公开承认他是真小人，他不但不是真小人，而且还有一种不同流俗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陷阱。伪君子在情势逼迫下，还不得不做出一点好事，而真小人就无时无刻不在动他的脑筋，利用别人对他「率真」、「洒脱」、「英雄气概」的印象，做出丧尽天良的事。世俗称这种人无耻，而「无耻」正是所有罪恶的开端。毛泽东在听说有人攻击他是暴君秦始皇时，他轻蔑的说：「秦始皇才杀多少人，我杀得比他多一千倍！」听说有人攻击他专制时，他轻蔑的说：「是的，先生，我是专制，比你想像的还要专制。」面对这种流氓，所有人类崇高理想和道德规范，都没有作用。这种人越多，社会越堕落。不幸这种人再掌握没有制衡的最高权柄，社会就一定成为沸腾的地狱。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一九六六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分水岭，这跟事实绝对不符，持这种看法的人，显然只注意到量的败坏，而忽略了质的败坏，没有质的败坏作基础，就不会发生量的败坏。 　　共产党质的败坏从一九五六年冬季爆发，毛泽东先生要求全国人民大鸣大放──百鸟争鸣、百花齐放，对共产党提出批评，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号召，又是一个多么有道德勇气的开阔胸襟，历史上只有反对党批评执政党，而执政党多方面为自己辩护，想不到执政的毛泽东先生竟主动要求批评，还亲口保证：「言者无罪！」这项运动开始时反应并不热烈，说话的人寥寥无几，毛泽东先生于是发动虚怀若谷的攻势，最后甚至派出大小官员，手提礼物，分别访问一些高级知识份子，当面恳求：一定要指出共产党的错误，一个党不可能没有错误，这不是批评，而是帮助共产党进步。有些人深受感动，说了一些真心的话，写了一些真心的文章。大鸣大放进行了一年多，中国真的走向民主政治了，那是充满美景和喜悦的一年，可惜，只有一年。 　　第二年，一九五七年，记住这一年，这一年才是真正的分水岭。毛泽东先生在收集了大量批评意见后，并不调查批评得对不对，也不调查批评者的用心，霎时间拉下脸来，像《封神榜》上殷郊先生念念有词，祭起翻天印一样，毛泽东也念念有词，祭起铁帽，铁帽上刻着「右派」，所有人遂都成了右派，纷纷落马，他们都是举世知名的高级知识份子，包括农村专家费孝通、化学专家曾昭伦、政治评论专家储安平、力学专家钱伟长，以及被共产党推崇备至的「民主进步人士」六君子中的章伯钧、罗隆基、王造时等。 　　──这里面要特别介绍：费孝通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现任主席；储安平先生则在他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写过一段绝句：「美国对日本太好了，只不过投了两个原子弹；对台湾却那么狠毒，竟投下国民党！」罗隆基先生对共产党更是醉心，他也说过一句绝句：「国民党有百非无一是，共产党有百是而无一非。」人生飘渺，得失难期。这是四十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跟毛泽东先生要求批评的同时，台湾的蒋中正先生也要求批评；雷震先生响应号召，由他所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后来也被捕入狱。不过罪名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海峡两岸知识份子的命运，竟是同一模式。 　　「反右」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未有大骗局，不是指它伤害之大，而是指主持这场骗局的骗子，不但毫不羞愧，不但没有罪恶感，反而对他自己的欺骗手段，洋洋得意；对自己的欺骗行为，称之为「引蛇出洞」，这是一个恶毒的戏谑，使人为善良诚实品德的沦落，悲痛叹息。不过，事实上，被引出洞的蛇并不是全国知识份子──他们不过一群上当的呆头鹅而已，而是毛泽东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邪恶灵魂，从大鸣大放到「反右」，他把说谎变成美德，他剥下自己身上最后一层「羞耻」表皮，露出血淋淋的恋尸狂患者的形象，令人颤栗。 　　是，当时有这种警觉的人太少，甚至很多侥幸没有被划成「右派」的知识份子，还在一旁帮拳。必须等到这些帮拳的朋友，也受到打击，才恍然大悟。毛泽东终于达到他的目的，使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个谚语出现：「十亿人口九亿骗。」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悲剧。但毛泽东受到的报复却严重十倍，他在位期间，中国再没有人讲真话、再没有人不说谎，所有的人都誓言效忠毛泽东，以致他无法分辨这种效忠是真是假。结果是，他尸骨未寒，就发生他最恐惧的全国皆叛事件，对他鞭尸。 　　四 　　鲁迅先生曾有过一段话：「一部《水浒》，说得明白，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终于是奴才。」这是对投降主义的一种不满，但鲁迅再也料不到，他逝世十年之后，毛泽东先生就向国民党投降，毛泽东亲到重庆，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不过毛泽东的运气比宋江、李秀成好，宋江在征讨别的强盗时覆没，李秀成写下供词后就被处斩，而毛泽东先生在投降后，因为国民党堕落崩溃的加速，形势倒转，这段投降事件，遂被封杀，在不得不谈到时，也被美化。 　　站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像站在一片灯海之中，万籁无声，我凝视着天安门城头巨大的毛泽东先生遗像，他头上的「八字发」浓厚的分开两旁，这个绝顶聪明，以熟读《资治通监》闻名于世的阴谋家，他对中国人心，有灵活的把握，他了解，他作再多的恶，中国人不敢反天子的奴才性格，就是他的保护符，他将永远独霸龙头。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无误，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批判他。一九七六年的北京政变，一举粉碎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标榜的就只是反江青、反张春桥、反姚文元、反王洪文，而不敢反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天子，中国人的奴才性格，表露无遗。我们看到很多伤痕文学，包括当时一些高级官员的子女和家人写的文章，他们痛斥江青女士、林彪先生之余，没有一个人敢触及到罪恶之源。在文化大革命山崩地裂的大风暴中，毛泽东先生让江青、林彪完全蒙蔽，好像是个木偶，以致政变后称江青女士等为四人帮，而把毛泽东排除在外，认定文化大革命跟毛泽东无关。但大陆上广大愤怒的人民，当说到「四人帮」时，总是同时伸出五个手指，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沉默抗议。事实上，毛泽东先生是整个犯罪集团的首脑，应该再加上林彪、康生，合称七人帮。没有毛泽东发号施令，什么事都办不到，没有林彪的军队，没有康生的特务，更是连别人的一根汗毛都动不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过四个可怜的小毛虫。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此，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写出真相，说明中国人的懦弱和卑屈。德国人有勇气批评希特勒、俄国人有勇气批评史达林，中国人却没有勇气批评毛泽东。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污蔑知识份子是臭老九，就事实真相而言，有它片面的道理。 　　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暴乱。因为人们受尽痛苦，早已觉悟。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像文化大革命那种反潮流、反人性之类的暴乱，恐怕随时都会发生。人们所说的「再也不会发生」，是指原班人马登场，江青女士再出来干嚎，毛泽东在天安门再出来亮相，也发动不了红卫兵。那当然发动不起来，历史不能回头重演。问题是，只要培养毒草的土壤在，它就一定会再长出毒草，只要制造牛鬼蛇神的工厂在，它就一定会再制造出牛鬼蛇神，而大陆这种土壤和这种工厂，仍原封不动的存在，只是因为过度疲惫的缘故，暂时沉寂，一旦九霄云外，响起野心家的巨雷，灾害仍会重现。因为，人们已把文革遗忘，政府也在故意推行遗忘政策，中国人口头上最可怕的两句话：「算啦，算啦！」「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是两句毁灭中国人的话，表面上听起来是一种宽厚心理，实际上是掩饰内心恐惧的外衣。德国慕尼黑纳粹集中营纪念堂石碑上，刻着一段警句：「当人们忘记这件灾难的时候，这项灾难就会重演。」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当人们忘记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时，文化大革命绝对会再重演！根本用不着到一九九○年代，就在八○年代，一次精神污染、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连电视播报员的衣服都改了装，而这两次运动之所以无法推展，是由于上面克制，而不是由于人民抵抗。巴金先生曾提议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但官员却热烈反对，人民和官员一旦对立，人民总是大败，官员的目的就是要人民忘记创伤，官员脑筋稀奇之处，在此又多一例证。而更稀奇的是：直到今天，人民政府还要坚持毛泽东理想，大概自己也觉得脸上挂不住，于是声称：「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没有关系！」这可是只有中国人才敢发明出来的怪诞逻辑，发明这项怪诞逻辑的官员，大概坚信别人的智商跟他一样。 　　全世界的人都对毛泽东在大陆上的地位感到不解，但历史上却有前例。那就是颠覆唐王朝、另行建立南周王朝的女皇帝武照，她阁下不但灭唐王朝之国，还把唐王朝皇家骨肉，几乎屠杀殆尽。当唐王朝复国时，武照当然是一个叛徒，当然绑赴刑场，当然屠灭九族。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她不但没有被绑赴刑场，反而当起唐王朝的皇太后，皇帝还要向她叩头请安。因为，重建唐王朝的皇帝李显先生，是武照的儿子，皇帝固可杀叛徒，儿子却不可杀娘亲，偏偏叛徒是娘亲，无法下刀，更不要说灭九族了，灭九族第一要杀的是叛徒的儿子，而叛徒的儿子却是皇帝自己，七搅八缠，最后只好拒绝承认武照是叛徒，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毛泽东先生的情形，跟武照女士类似，如果把他正名为叛徒而除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了头，再加上有些人的私欲和保护既得利益，遂使毛泽东先生得以维持南周王朝瓦解后武照女士所维持的地位。 　　那天深夜，十月三十一日的深夜，就在天安门广场，我凝视毛泽东的巨像，他在屠杀和凌辱了千万以上共产党后，竟然仍受共产党当权派的赞美，不禁百感交集。共产党能不能开创第二共和的新气象，摆脱丑恶的第一共和的阴影，中国人是不是还要继续当奴才，我们只要看那幅巨像会不会继续挂下去，就可得到讯息。 　　──摘自一九八九·九·五·台北·林白版《家园》自我批判中国人死不认错，不知是否同人治的社会、德治的社会有关系？文革时期曾经风行一时的「自我批判」，也流行到日本。不知这是不是一种「闻过则喜」的群众大反省运动？响应孔丘先生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先生的「自我批判」，不是承认错误，不是基督徒模式的悔改，而是一种巨爪直撕心灵、直撕人性尊严，恋尸狂犯罪的发作。即毛泽东所谓的：「引蛇出洞」的斗争。最精彩的是，有蛇固然要交出蛇来，没有蛇也得在心里制造条蛇，掏出来献给主子。所以，「自我批判」是训练谎言，和制造恐怖的工具，中国大陆几乎一半以上（也就是除了儿童），包括现在坐在权力宝座的一些巨头，过去都曾经在「自我批判」中，承认许多他从没有做过的事。毛泽东先生竟有这么可惊的能耐，使人惊叹！即令是日本天皇，想短短二十年内，把日本人变成一个说谎的民族，恐怕也办不到。 　　先生说「自我批判」曾流行到日本，我真高兴终于被日本人摒弃，如果迄今仍在身体力行，灾祸是可以预期的。 　　恋尸狂式的「自我批判」是正常「自我批判」之敌，也就是：假「自我批判」是真「自我批判」之敌；不但不是「自我批判」，反而阻碍「自我批判」，恋尸狂式的「自我批判」呈现出的全是假象，只能据以斗争，不能据以改过。真正的自我批判，必须根据事实，必须发自内心，而不是一种扑杀敌人的政治手段。 　　悲剧的元凶 　　我认为政治体制的一元化（中央集权）与思想体系的一元化（定于一尊）压制了竞争的原理，是中国所有悲剧的元凶。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我同意，不过更可以追溯到传统文化的基因。 　　二十一世纪是谁的世纪 　　柏杨先生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中国人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 　　可是最近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浪又再度流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有可能吗？ 　　就在二十世纪，中国出现两位恐龙，手拿狼牙棒，一个狼牙棒上刻着「社会主义」，一个狼牙棒上刻着「三民主义」，在酱缸中打得天翻地覆，千万人民丧生在他们的狼牙棒下。最后，战败的一位逃到一个海岛上，每天过着草木皆兵的日子，不断诛杀一些可怜小民，用来壮胆压惊。另一位则蹲踞北京，英勇的发挥「窝里斗」精神，造成中国有史以来，空前（希望也是绝后）的对人命和人性的邪恶摧残。这种惨不忍睹的后遗症，在二十世纪残余的几年时间内，不可能有大的变化。 　　两个庞然大物事实上跟过去其他帝王一样，只是酱缸的牺牲品。在这个悲惨的基础上，我不知道凭什么，二十一世纪会忽然成为中国人的世纪？不要只看东欧各国，共产党消失后，竟迅速恢复原状，须了解它们的原状本是高水准的，而中国原来的水准却是一滩烂酱，而且，大风雪即令还没有过，仍是一滩烂酱。 　　如果说二十一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或是法国人的世纪，或是日本人的世纪，我有理由相信，因为她们有可傲的科技基础，和自由民主精神，以及守纪守法的优点，至于中国人，除了说谎、贪污外，还有什么？ 　　任何人认为中国可以在短短五十年、六十年、八十年，可以跃升到世界第一流的国家，都是痴人说梦，二十一世纪绝不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你敢跟我赌一块钱？ 　　食言像食糖 　　孙中山先生认为近代中国人有如一盘散沙，柏杨先生认为「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俗谚也已明确指出这一民族性。 　　柏杨先生强调中国人性喜窝里斗，并提出几个主要的原因。可是除了柏杨先生所例举的几个原因以外，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中国「有限资源的争夺」。不知高见如何？ 　　即令拥有无限资源，中国人仍然会「窝里斗」。一个日本商业界大亨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他在日本开建设公司，盖房子时，把包商找来，就他得标的价格付款，然后再加百分之十，条件是：不可以偷工减料，包商承诺，结果遵守承诺。他在台湾盖房子，如法炮制，包商收了钱，也作了承诺，结果照样偷工减料。贪婪和不诚实，会严重伤害人的发展能力。仅这一点，二十一世纪就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世纪。 　　到底是先窝里斗而后不团结，或先不团结而后窝里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严厉的刑法可以制止贪污，但对于窝里斗和不团结，再重的刑法都没有用，这是一种文化承传和一种民族品质。在台湾日本商人可以自己协调，今年由田中公司得标，明年则由佐藤公司得标。中国商人决不可能今年先由张公司得标，明年再由王公司得标，中国人之间，没有这种诚信的基础。很多中国人食言像食糖一样，不但轻松愉快，而且理直气壮，甚至还讥笑坚守诚信的人是天大傻瓜，假如要我举例子的话，我可以举一火车。中国人必须在诚信上坚持，才能提高品质，靠着大怒或撒野，只能使自己更堕落。 　　他并不真懂 　　从来中国人误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事实上仅「地大而物不博」，几乎是名副其实的「一穷二白」。如果我模仿柏杨先生的造语法，是不是也可以说：「中国资源很多，都在地下，可惜五千年来都一直未挖出来？」 　　好像不能这么说，因为中国缺少的正是地下资源，毛泽东先生喊叫中国一穷二白，跟他喊叫的其他口号一样，他并不真正了解，在内心里他仍一直认为中国真的是「物博」，否则他稍微对国家有一星点责任感的话，决不致不去从事建设，而去搞窝里斗。西方黩武者要大炮不要牛油，中国黩武者要核子不要裤子。不要牛油，还有面包可吃，不要裤子，中国人简直下不了床（勿怪乎中国人竟会这么多）！毛泽东正是误认为中国「物博」，才大言不惭说：「十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到过中、英、美三个国家的朋友，都会察觉到这三个国家间的可怕落差，以现在的制度和速度，中国两百年也赶不上欧美。毛泽东的后半生，一直在和他完全不了解的世界斗争。他向阎罗王报到时，如果绕道英美观光观光，对英美水准之高，一定会大生其气。 　　死要面子 　　有人认为日本是因为吸收了儒家思想后，有了这一文化基础才能达成现代化。事实上在日本江户时代是以朱子学为国教，到了明治维新以后主张同亚洲恶友绝交而「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才达成了现代化，成为列强。亚洲各地的经济起飞也是挣脱了儒教思想的诅咒才能达成的。这点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我同意先生的观点，这观点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尤其是儒家学派的学者或政客，都认为日本、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的社会繁荣，与五个地方都受儒家教育有关，这种逻辑如果成立的话，中国大陆更是儒家的发源地，却为什么不能现代化？而这五个地方的人都是用筷子进食的，是不是可以说筷子达成了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不是盖洋房、买机器，而是法治、民主、公平自由竞争，以及人际间互相尊重的感觉。而这些在儒家经典中是找不到的。孔丘的全部思想，「忠」「恕」而已，忠恕是做人的基本美德，古今中外，全都一样，为什么两千年来都没有能够使社会现代化，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四五十年，才忽然有了现代化的功能？ 　　「死要面子」，会迫使一个人走不出道路，也会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不出道路。 　　当官的不会逃 　　中国自这十几年来，历经「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盲流涌向都市，又由于人蛇的活跃，盲流大量流向海外。现在在东京、罗马、纽约……等等国际大都市已形成中国人的麻药、欺诈、恐吓、互相残杀的特区。而且逃离中国者日众。现在年轻的中国人，甚至是年老的中国人，大都以逃出中国大陆作为他们人生最大的目标。事实上逃出海外的留学生或难民，只要能在外国，没有人再想回去。如果世界上再有任何国家可以收容中国人，不知道十亿以上的中国人会不会逃光？ 　　绝对不会逃光，至少当官的不会逃，天下之大，去哪里找这么多顺服的「炎黄子孙」，供他们压制、欺骗、虐待蹂躏，而又不必担心反抗？ 　　二十一世纪展望 　　我已提出了七十九个问题，谢谢您对每一个问题都作回答，现在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对中国的前途有什么看法？中国还有没有前途，或者逐渐萎缩而终于消灭，或者仍能屹立万邦？ 　　中国当然有前途，因为中国人已开始知道中国人的丑陋，并逐渐注意接受丑陋的事实，这是五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可喜现象。记得一九八八年我访问日本时，日本记者尖锐的提出质问：「你是一个中国人，却到日本批评自己的同胞，是不是感到羞愧？」我不认为有什么羞愧，因为一个崭新品质，跟五千年来传统的中国人完全不同的新中国人，已悄悄兴起！新中国人不沉醉过去的荣耀里，不靠假话、大话、空话、酸话、毒话，和阿谀马屁的话过日子，而以诚实、和平、信守、尊重，为人生的终极关怀和理念。新中国人不会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而只希望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身心都健康的世纪，是一种中国人能够尽到现代人责任的世纪。穷也罢，富也罢；强也罢，弱也罢，我祈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最有尊严，也最尊重别人尊严的世纪。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TK）整理 ┃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